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生成

     
    朱苏力指责“《现代化的陷阱》很难说是一部经济学著作，同时也很难说是一部社会学著作或政治学著作，尽管其中涉及到这些学科的问题”。他似乎不了解，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个发展趋势就是跨学科研究的活跃，驾驭多个学科领域的研究常常比在单一学科领域内钻研更难；一部跨学科的研究性著作会引起多个学科研究者从不同角度产生的兴趣，但恐怕没有人会象朱苏力这样因其跨学科而否定该书的学术价值。跨学科研究绝非缺陷；单一学科的研究并不必然超越跨学科研究的水准，这应该属于现代社会科学领域里已成为常识的概念。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国际学术界就很少有人抱持只有内容单一、学科分类边界清晰的著作才算学术著作之陋见。朱苏力注意到了《现代化的陷阱》的跨学科特点，但竟然以此为理由而贬低该书的学术价值，实属大谬不然。何况该书所涉及的问题在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领域里也都是热点课题，分别从这些学科领域的研究出发来评价，也无法否认该书的引导性价值。若是按照朱苏力的逻辑作判断，那么印度裔英国学者阿马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也不是一部纯粹的经济学或社会学、政治学著作，是否因此它就不算学术著作呢？甚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教授因此就不能算是学者？其实，朱苏力真正想否定的无非是《现代化的陷阱》一书的观点和价值。因此，争辩的焦点在于，它究竟是不是一本有社会意义的、有影响的、受人欢迎的著作，是否面对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严峻形势和严重问题提出了警世醒人的见解。对这一点，中国的读者早就得出了结论。至于个别学者试图打着学术的旗号否定读者中绝大多数人的判断，如果不是另有目的，就只能被理解为中国有些学者个人素养方面的缺陷。 
     
    朱苏力在他那篇“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建构”中还说了许多不恰当的话。比如他把中国当代公共知识分子首先划分为留过洋和未留过洋的，在留过洋的人中又划分为获得博士学位者和只作过访问研究的；继而又把知识分子区分为有行政职务和没有行政职务的。如此划分倒象是组织部门选择提拔干部的手法，无论如何与真正的学者之识差得太远。官位高低以及有无外国的博士学位与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没有任何必然关系，学位和官位既非后者之必要条件，也非充分条件。按照朱苏力的方法排队分类，他处在洋博士和有行政职务这两条“精华人物”交叉线上，或许他希望读者相信，他才属于极少数精华中的精华，这就是朱苏力关于公共知识分子社会建构的分析。 
     
    中国目前正处于一个特殊的发展时期，中国知识分子也面临着特别的、困难的选择。一方面，转型期的现实非常需要敢于直言的公共知识分子；另一方面，“稳定压倒一切”和所谓“舆论导向”的要求处处钳制言论。说还是不说、说什么、怎么说，对每一个知识分子都是选择，都是问题。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现在，有多少知识分子在公共舞台上亮相，无情的风霜雨雪使上一代人花木凋零；更多的人则因未坚持到底而成为昙花一现的人物、来去匆匆的过客。历史经验表明，知识分子的公共性不在于话语权的大小，也不在于声音分贝的高低，而在于批判精神。不能设想，公共知识分子可以在现行体制内左右逢源、如鱼得水；更不能设想，公共知识分子可以与极权专制相安无事。今日中国的问题既复杂又简单，所谓复杂是指目前的社会转型前无先例，所谓简单则是价值与是非泾渭分明。几十年之后回头来看，评价我们的尺度很可能不是个人知识的多寡与深浅，而是良知与道德勇气。
    
    【注释】 
    [1] 王怡的网站名为“宪政论衡”，杨支柱的网站名为“问题与主义”。 
    [2] 朱苏力，“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建构”，《天涯》，2004年，第5期，第161、163页。 
    [3] 出处同上，第165页。 
    [4] 《读书》，2000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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