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不幸的是，在关注社会的知识分子中，有太多的人有“谏士情节”，他们虽然了解社会现状、有知识、能提出有见地的看法，但宁愿以上书的方式让当局知道和欣赏自己的看法，宁愿把自己的见识转化为体制内的进身之阶，而不愿变成公众的共识。他们之所以发表公共言论往往是因为缺少进言的渠道，或者多次进言而不得赏识，在无功而返之余以文章作一种无奈的表示。因此，他们的言论尽管可能包含真知灼见，但往往言不由衷、曲里拐弯、留有余地。
中国知识分子的另一通病和致命缺点是缺乏现实感，理论与实际脱节。很容易发现，一些较为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始终只善于、也只乐于在自己的言论中显示、炫耀西学知识。在他们看来，西方的学理，越是新颖时髦，越是不那么广为人知，就越有价值。有极少数人甚至发展到装神弄鬼的地步，鼓吹最宝贵的真理只能靠私传秘授，靠领悟文本的字里行间的言外之意。他们是聪明人，除了善于提出一些貌似深刻、半真半假的问题借机显示自己的高明与博学之外，也善于在关于中国现实的公共讨论中发表惊人之言。但与其说他们对于中国的现实有真正的研究和切实的体悟，还不如说他们善于抓住话题发挥，让公共舞台的灯光聚集到自己身上，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触及只不过是他们表演的由头或道具，他们真正关注的是对言说机会和效果的考虑，除了想当精神导师或言论领袖而必须了解动向与潮流，他们其实对中国的现实既没有兴趣也没有热情。
谈到现实感和批判精神，也有人耍另一种滑头，他们的批判是舍近求远，避实就虚。他们批判远在天边的世界头号霸主美国，知道不论言辞多么激烈也不会危及自己；他们批判有“能指”而无“所指”的中国新兴的资本主义或资产阶级，因为反正没有任何人、任何集团会对号入座充当靶子。在这方面，台湾公共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殷海光的言行很有启发意义。殷海光一生与共产主义为敌，与中共为敌，他显然懂得储安平讲过的道理：自由对国民党而言是多少的问题，对共产党则是有无的问题。殷海光年轻时大力批评中共，到了台湾后义无返顾地批评国民党，遭受打击迫害也不退让。他并没有改变反共立场，但既然具体实施专制、剥夺人民自由的是国民党，只是一味反共对于争取台湾的民主自由有什么意义呢？又怎么能与官方文人划清界限呢？世界上丑恶的东西很多，值得批判的事物很多，如果对眼前的丑恶采取鸵鸟政策，对身处其中的压制习以为常，对公众的切身利益不闻不问，专去攻打那些虚无缥缈的靶子，批评不会打击报复的对象，那公共知识分子的道义何在，勇气何在？
中国知识分子还有一个突出的毛病，就是常常把个人遭遇、个人心理情节带到对于公共问题的讨论中，不能把主观意识和客观现实、个人情结和对公共事务的立场区别开来。在80年代成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中，很有几个人原来是以倡导学习西方先进文化著称的（甚至有人被视为“全盘西化”的代表），但他们在美国的经历相当不利，不足为外人道，于是产生挫折感，不愿正视现实。其实，他们遇到的问题有些属于自身的不足，比如English/">英语不好；而有些则本来是自然的、正常的，比如在中国暴得大名，充当学界领袖，到了美国显然不会有此等待遇，不会出现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盛况。于是他们非理性地把怨恨情绪转化为学术观点和公共立场上的反美、反资本主义。固然，反美和反资本主义本来也是一种立场，但这种基于个人际遇的反应是不负责任、误导人的，而且常常使人费解，因为他们一方面提出激烈的反美言辞，另一方面又处处以美国某教授的某本书为圭臬。
不能厘清行使个人权利和公共权力的界限，在公共事务中不能严格遵守规则，把对于公共事务的讨论视为对个人的攻击，动不动就追问动机，以“妨碍学术文化讨论，有损学术文化事业”的帽子送人，这是个别尚不习惯公共事务又掌握了一定公共权力的知识分子的作为。就此笔者在另文“知识分子与公权”（载《当代中国研究》2004年第3期）中有所阐述，这里不再重复。[NextPage]
四、“公共知识分子乃无能之辈？”──兼评一种谬论
对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生成问题的探讨中，朱苏力的观点相当独特，令笔者难以理解。朱苏力提出，很容易在当代中国造就一批公共知识分子的因素是：民众对名人的强烈好奇心，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没有学术传统和专业化程度不够，讨论社会问题容易产生轰动效应，许多学者专业研究和竞争能力下降，等等。不知出于什么目的，他特别指出，有一部分公共知识分子来自非学术部门，不是学者而被公众当成了学者。“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何清涟。她并不在任何一个学术部门任职，没有正规系统的学术训练，尽管她曾经上过研究生班，她的《现代化的陷阱》很难说是一部经济学著作，同时也很难说是一部社会学著作或政治学著作，尽管其中涉及到这些学科的问题……她也被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是学者[2]。”朱苏力在这篇长文中反复地并且用好多例子说明，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有不少人专业不行，研究搞不下去，只有去当不太需要专业能力的、成名容易的公共知识分子。
固然，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专业学术水平有高有低，从事纯学术研究者亦然；确实有人感到对公共事务作泛泛而论比踏踏实实做学问容易，这是自然、正常的现象，用不着说大家也明白。倘若要认真讨论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生成的原因，朱苏力的上述说法如果不是浅薄，就是别有用心。公共知识分子的活跃是社会进步的需要和表现，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并不妨碍或排斥从事纯学术研究的学者的社会功能，两者之间本无高下之分，民国以来如此，中外皆然。若以纯学者自居而贬低公共知识分子，恰恰表明其心胸之窄，似非现代知识分子之所为。更何况，在当今中国的环境里，这样的贬低总难免让人感到象表现乖巧和势利。
谈到何清涟的《现代化的陷阱》，笔者认为，此书之所以产生很大影响，深受广大读者喜爱，并受到许多著名学者的好评，原因有三：一、此书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中国转轨时期社会不公正的现实，道出了人们的心声；二、作者有长期研究的积累，在第一手调查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各种材料，所研究的问题多属经济社会领域内的前沿课题；三、作者的经济学素养和学理性分析令读者认为书中的论证和结论是可信的。朱苏力不知出于什么动机，认为《现代化的陷阱》没有学术性，甚至将其贬称为“记者性文字”[3]。他不该忘记，《现代化的陷阱》是2000年“长江《读书》奖”的获奖著作，他本人作为评委的“长江《读书》奖”的宗旨就是要“鼓励学术积累与创新”，“特别是倡导与表彰在学术与思想领域中具有原创性与想象力的书籍与文章”[4]。或许，他谈论公共知识分子时另藏心机，就顾不得“此一时，彼一时”的矛盾了。
朱苏力说何清涟“没有正规系统的学术训练”，不知根据何在，动机为何？据笔者了解，何清涟获大学本科历史学学士后又考入复旦大学经济系攻读研究生学位，1988年获该校经济学硕士学位。她曾在暨南大学任教，后来还受聘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朱苏力为了贬低他人，居然把复旦大学80年代的研究生教育归类为“没有正规系统的学术训练”，这似乎不是有素养的学者之为。朱并无经济学学位，又据何而断80年代复旦大学经济系硕士教育的学术水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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