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陈明问时谈到了这一现象，并说：“政治哲学是当今的第一哲学，在中国会走红相当长一段时间。”这一评论表现了李泽厚对于思想界动态和时政的敏锐观察。或许可以作一个不太恰当的联想，当年马克思也曾经历过从纯粹的哲学转向经济学研究的过程。当然，与马克思从纯粹的哲学转到经济学相比，上述几人的转变幅度并不算大，而且，这种转变能否成功尚待检验（其实马克思的转变虽然为其追随者津津乐道，严格说来并不成功）。毕竟，治学方向的转向并非易事，关键是要真正关注现实，不但用脑，而且用心；倘若只是为了“走红”，是不会有大出息的。
社会环境的变化不但要求公共知识分子知识结构的调整，而且要求他们的问题意识的改变。如果说在80年代，基本问题是要不要改革，是以批判的态度、还是死命维护的态度对待毛泽东的遗产，那么在90年代“咸与维新”的情况下，基本问题变成了要什么样的改革以及如何看待社会不正义的根源。在80年代，公共知识分子的批评对象只有一个，那就是以斯大林模式、以毛泽东的“全面专政”理论的面貌出现的现代专制主义。但到了90年代，在原来的批判对象并未消失的情况下，又出现了另一种恶，即金钱力量的肆掠。究竟是植根于旧体制的权力扭曲了经济市场化从而造成了社会不正义，还是外商投资和国际竞争产生了中国国内的社会不正义？在当下的中国，是旧体制的权力及其运作模式退出了现存的制度架构并为单纯的市场经济取而代之，还是旧恶实体未变，只不过多了一重显相？更重要的是，旧制与新体之间有没有本原和派生的关系？
在80年代，公共知识分子往往借助西方的理论框架来观察、研究、分析、评判中国的现实。大致可以说，那时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总体面貌呈现出一元特征：价值认定、批判主要对象、思想借鉴资源、追求目标都是一个或一类。他们所借用的基本上是西方的主流话语，即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后，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一直被尊奉为先进思想的话语，即肯定科学、民主、理性、自由、现代化的话语。到了90年代，公共知识分子发现西方的理论和思潮其实是多元的，其中有一种反抗主流的话语在当代西方社会也颇有影响，它消解上述价值，指责主流话语为霸权，这似乎与中国人多年来被欺压、被边缘化所产生的心理相投契。于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队伍产生了分化和对立，总体上看呈现出二元特征，即继续强调民主、理性、自由、现代化的话语对应于模仿西方新左派思潮的话语。
跨过新的千年之后，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主流的多元化趋势愈加明显，民族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话语不但登台亮相，而且咄咄逼人，各种牌号的权威主义（从萧功秦的“以自由主义为目的，以权威主义为现实步骤”的主张，到康晓光的以“合作主义”为表、以维护一党专制为里的理论）竭力占据话语空间，人们面临新的选择。笔者认为，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如果不能适应社会现实和思想格局多元化的趋势，将显得僵化，会被社会的快速变化发展抛在后面。但如果在纷繁复杂的多元现象面前失去对现实的把握和历史方向感，看不到各种变化中不变的东西──专制政治和相应的政治文化仍然顽强地存在，则可能从根本上忘掉公共知识分子的使命：批判和改造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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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体制性局限和个人缺陷
虽然我们可以说，中国已经出现了一批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的言论在当代公共生活中产生了影响，但严格说来，这个说法不是在真正、完整的意义上，而只是在大致、相对的意义上才能成立。公共知识分子的存在以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为前提，在没有这些自由的今天，知识分子的言论要么是自我设限的，要么是必须冒受到惩罚的风险，在最好或最常见的情况下，言论检查
机关和公共知识分子发言之间的关系是一场猫鼠游戏。事实上，现在的言论空间中有太多的禁区和“雷区”，因而在公开发表的言论中，不痛不痒的、顾左右而言他的评论占多数。那些稍有实质意义的观点得以成为公共言论，全靠言者的言说技巧和读者的解读技巧。事实上，中国人在长期没有言论自由的情况下已经形成了一套特殊的表达和领会方式，只有具有一定阅历的人才明白那些含混其辞的说法、那些缺乏主语的句子、那些故意张冠李戴的称呼是什么意思。
所以，我们在谈论当今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时必须知道边界，保持警醒，不能煞有介事、一本正经、忘乎所以地谈论公共知识分子的作用，仿佛是在谈论罗素在英国、萨特或雷蒙·阿隆在法国、赛义德或乔姆斯基在美国的作用，毕竟这些西方的公共知识分子是在正常社会中活动，而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处境则完全不同。
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提出公共知识分子50人名单一事就很说明问题，许多人指出，这个名单意义不大，因为它不敢把最有资格、最有影响的人列入名单，尽管此刊物的做法已经算是很出格的，名单公布后立即受到言论检查机关的严重警告。还有人认为，《南方人物周刊》的这一做法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肯定了一大批敢于发言并因此而处境困难的人士，而且唤起读者思索中国的公共言论问题；另一方面，它在某种意义上认可了现状，和当局一样，把最敢言的人士排除出去，似乎中国并不存在这些人，似乎他们的言论不属于独立知识分子关于中国公共事务的言论，似乎他们谈论的那些最重要、最尖锐的问题不存在。
需要指出的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公共知识分子不充分、不尽意的言论在现阶段往往具有特殊意义。一种物品，越是被控制和垄断，就越成为人们所向往的稀缺物品，越容易受到重视。人们常常说，在中国有话可说但说不出来，而在海外有言论自由但讲话没有人听，这只是部分的真相；在中国并不是完全发不出声音，海外的言论也并非全无作用。在中国，人们对于被压抑的声音，对随时可能被扼杀的声音，总是报以极大的热情和特殊的注意力。
除了体制造成的极大限制外，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自身也存在不少问题，使得他们的公共言说常常是畸形的、不成熟的。当然，知识分子并非天然就能够并善于承担公共任务，当下他们的缺陷显然与不利的社会条件有关，结果他们长期不能自由发挥，得不到锻炼提高。不难看出，今天中国知识分子公共言论的水平远不如胡适那一代人，这既与学养有关，更与条件和缺乏磨练有关。
不管是因为言论自由受到限制还是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中国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总显得不够。尽管可以把公共知识分子的言论分为两类，一类以促进社会正常良性运行为目的，一类以批判为手段，目的是匡正时弊，但总起来说，公共知识分子的基本素质中缺少批判精神，就无法正常发挥其社会功能。一针见血的锐气和大声疾呼的气势在我们的公共言论中是十分稀缺的。许多人已经形成了面面俱到、四平八稳的言路和站在当局立场上考虑问题的习惯，所谓“顾全大局”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和优秀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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