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同时，不同的人在社会、政治、文化各方面选择了不同的立场和定位，形成了观点倾向不同的派别，并且自认为（或被认为）代表了不同的或群体。
90年代出现的公共知识分子不但更关注现实问题，而且在社会生活中更强韧，更有生命力，因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出现给他们提供了比以前大得多的生存和活动空间。90年代以来，新闻媒体越来越发达，对评论和其他体裁的文章需求大大增加，因此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局面，写作者不必为自己的稿件费力寻找发表的园地，公共知识分子的稿件常常变得供不应求。与此同时，图书发行的“第二渠道”比正规渠道有效率，不但一大批民营书商干劲十足、有声有色地出版了许多深受欢迎的书籍，而且不少知识分子参与其中，积极介入有关社会问题和公共事务的书刊之策划发行，如丁东、傅国涌等，一些人通过编辑、写作、顾问等活动解决了生存问题，过着决非“君子固穷”的生活。此外还出现了一批完全靠写作为生的独立作家，例如王力雄、刘晓波、余杰。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也大大受惠于市场经济，不仅额外收入可能高于正常的工资，而且由于有经济上自立的现实条件或前景，他们对失去工作的担忧惧怕大大减小了，不必象从前那样以“高
保险系数的言论自律”方式写作。很多情况下，在公共言论空间里积极发言已不是太冒风险的事，对有些人来说，哪怕是出于名利双收的动机，也愿意成为公共知识分子。
网络的出现大大增加了公共知识分子的用武之地。在很多情况下，发表言论的激励不是稿费，而是让人知道自己的观点，使自己的思想得以传播并产生影响。网络的言论限制比纸质印刷品的审查限制小，禁忌少得多，时效高得多，被转载传播的可能性大得多，得到反馈、进行交流讨论也容易得多。而且网络特别有利于对即时性事件作出反应，迅速形成声势，在刘涌案、黄静案中这一点表现得十分明显。从90年代后期起，不少年青学者通过网络写作进入公共领域，然后得到纸质出版物的青睐，例如王怡、杨支柱，他们不但在网上写作，还自建网站，从事“宪政论衡”，谈论“问题与主义”[1]。
海外书刊的出版发行也是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可以利用的一种重要资源。它们不但提供了发表的场地，而且由于主编者的眼光、水平和统筹组稿能力，往往还能站在探讨中国社会、思想、文化问题的前沿，对于国内的言路有引导和示范作用。90年代初在香港发行的《二十一世纪》，目前越来越引人瞩目。在美国出版发行的《当代中国研究》就是这种有影响的刊物。此外，象香港的《开放》杂志，也为谈论敏感的政治问题和发表大胆的批评意见提供了空间。[NextPage]
二、90年代：公共知识分子任务和话题的转变
纵观自80年代以来至今公共话题的主要内容和公共知识分子的基本专业身份之特点，可以发现一个从人文科学为主向社会科学为主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基本原因与90年代的社会形势有关。如果说8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主要任务是尽快从“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专政理论”、“继续革命学说”的阴影中走出来，要确立人性和人道的合法性，那么在90年代，主要任务则是要面对转型时期产生的种种社会矛盾和问题，这些问题不具有形而上学的抽象性和安身立命的终极性，但具体而现实，与人们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中国社会尚处在转型过程之中，市场经济与权力经济并存，必要的
法律、
制度体系还未建立，社会严重失序、百弊丛生，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判断和讨论不能只凭借人们对价值立场的认定和感性经验，还需要坚实的社会科学理论工具。
正因为如此，80年代的公共知识分子中许多人是文、史、哲等人文学科的学者；而90年代以来的公共知识分子则以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的学者为主。80年代公共知识分子的话题常常涉及对海德格尔、萨特、弗洛伊德或早期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的探索；而90年代他们的话题转换为关于制度安排的讨论──诸如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宪政民主的可行性、社会公正的理想与现实，甚至更为具体的问题，比如国有企业改制中的资产流失问题。可以说，80年代公共知识分子的中心理念是人性的复归和坚守，他们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对刚过去的历史进行批判；而90年代公共知识分子的中心理念则是对正义原则的坚持，其功能转变为对现实的批判。80年代他们讨论的问题是为什么要改革；90年代他们争论的问题是要什么样的改革。
90年代里公共知识分子所面临的任务和话题的转变，也要求他们的知识和能力结构不同于80年代。80年代公共知识分子中的风云人物往往具有开风气之先的气质和呼风唤雨的本领，有些人还善于在话题上“跑马占地”，善于把某些具体问题挂在某种主义、某类型文明的名下。90年代的重要公共知识分子常常是这样的人，他们能够以学理为支撑作深入的分析，以阐明一个个具体的问题。80年代的公共知识分子大多是从自己的学术专长出发，把自己认定的价值投射于社会，比如宏扬传统文化的价值、基督教的价值、西方人文主义的价值、科学理性的价值，乃至整个西方文明（“蓝色文明”）的价值，等等。而90年代的公共知识分子却不能从学科专业知识出发引出话题，他们必须从问题出发，不能由内向外，而是必须从对现实的剖析出发
组织自己的思考和言说，因此他们必须既有学科专长，又有对其他领域的兴趣和知识，具备综合思考能力。
显然，一个只在本专业某分支领域内钻研的学者常常无法自然地形成90年代公共知识分子所需要的知识结构和能力，所以不少知识分子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或者说为了实现自己的社会关怀并保持对公共事务的发言资格，或多或少地调整了自己的知识结构，甚至改变了治学方向。例如，在80年代以引入西方人文学术著称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中，若干重要成员后来表现出从人文学科到社会科学，从学术文化到公共性关怀的转向。该编委会主编甘阳、编委徐友渔原来的兴趣和专业都是现代西方哲学（两人分别研究欧洲大陆哲学和英美语言哲学），他们在90年代都转向了西方政治哲学；该丛书副主编刘小枫则从
宗教学转向政治哲学；另一位副主编王焱的兴趣和研究也从马克斯·韦伯的思想转向政治学。这些人的转向都体现了从抽象、形而上层面转到接近现实这一特点。李泽厚在2004年夏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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