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终极关怀的道德信念。对他来说，基于信任的真诚沟通不单只是达至人类相互了解的方法，其本身已构成了一种“共享的美善生活”（the shared good life）（阮新邦，1999）。也就是说，在真诚的人际沟通里，人类分享了相互依赖和信任的存在意义和喜悦，这是一种在人类共同分享的过程里才可以获至的存在意义。
阮新邦曾就这一理论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应用做过一番探讨，“传统价值信仰的失落和以满足纯感官消费的生活方式，使得人类本来具有的创造性和想象力的思维日渐干涸，人际间的关系随着这种生活方式的发展，以及
政府的公共策略而出现严重的疏离状态。哈贝马斯所倡导的沟通理性正是要深入分析这些现代社会的问题，并进而展开批判。”（阮新邦，1999：167）基于手机沟通的“疏离”显然在其所述的“现代社会的问题”之列。当我们停止了面对面的交谈，到处是冲着手机说话的人，是以拇指说话的人“拇指一族”，我们随时与他人联系着，却对与我们擦肩而过的人视而不见。这样的人际沟通模式，跟哈贝马斯提出的真诚沟通显然是有很大分别的，但也正好看到了理想和理论层次的讨论与现实世界发展的差距。
一方面，技术的发展确实扩展了沟通的范围，增大了沟通的可能性，并且，使得身体不再有效的限制主体的位置。或者说“通讯设备使整个地球上的神经系统延伸到这样的程度，使它能够将我们的这一星球笼罩在，借用德日进(Teilhard de Chardin)的术语便是，语言的意识域（noonsphere）内。”（马克·波斯特，2001）同时，人与人的社会互动亦有可能藉由手机，发展出抵抗的策略与诠释的论述，在物化的环境中，建构自身与周遭互动者的微观生活世界。（王佳煌，2003）
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另一方面，在高度科技发展和复杂的社会结构里，在沟通理性和科技理性的碰撞中，实现哈氏的“真诚沟通”是否要现代社会付出必然的代价？哈贝马斯提出了有三个"有效宣称"制约着人们可以正确地运用语言跟别人交往。第一个是"真理宣称"。在认知层面上的交往过程里，我们是期望所使用的句子能够反映外在世界的事实，并且是通过这些认知句子把相关事实告诉别人。因此，这些句子的"有效性"是取决于其能否达到事实的真相。说话者在这里遵守的是真理宣称。第二个是"正当宣称"。正当宣称是语言使用者和别人交往时，要遵守支配着人与人交往的社会规范。人际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些规范构成。第三个是"真诚宣称"。我们使用的句子是希望别人相信这是真诚表达我们内心的想法和感觉。（阮新邦，尹德成，1999：173）只是在现代的电信沟通方式中，这几个宣称会实现几个，引发的信任危机是不是更清晰的根据。笔者认为这是值得深入讨论的，并不是仅仅的一篇文章能解释清楚。也需要不但的沟通和对话，尝试实现研究上的“理想沟通”。[NextPage]
四、结语
1.手机的沟通之“后”
变迁依然进行着，就像结构在不断的生成一样。在理论家的现代还是后现代争论的“游戏”中，我们不妨在有些“狂欢、断裂、碎片”的现代之“后”的景观中驻足脚步，品味一下哈贝马斯的一段话，“现代性是一项宏伟的工程，尚未完成，它具有开放性，远未终结。”本文无意要在“现”和“后”的概念上作出清晰选择（这在整个学界也远未完成），只是清楚这是一个正在生成的过程，一个无限逼近的过程。因为我们已经可以在现实“生活世界”中看到波德里亚用以建构消费社会理论的诸如“仿像”（simulacrum）、“内爆”(implosion)、“超真实”(hyperreality)、“消费”(consume)、“致命”(deadliness)等概念的现实景象片断，借用哈贝马斯的术语这是一种“殖民化”，是科技、商品、符号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并且我们产生了疑问：这些是否也在用它巨大无比的商品、物质、符号的力量消解着人类沟通，让沟通也“赤裸裸”的消费着——就像波德立亚所断言的“三阶段”的最后，“第一个阶段，包括古代和封建社会，被交换的仅仅是物质生产中的剩余；在第二个阶段即对马克思来说具有核心重要意义的资本主义阶段上，被交换的是全部工业产品的价值；而在第三个阶段上，甚至以往曾经被认为是不可出让的东西如‘德行、爱、知识、意识’也都可以交换”（转引自乔治 瑞泽尔，2003：118）英国伦敦大学社会学教授Scott Lash，也在恳切地告诉我们发生着什么，“人不再寻求沟通过程提供‘意义说理’，却极度要求‘瞬间快感的体验’——只有别出心裁、前所未有、好笑突槌的事件或剧情，才能掳获我们每天浮沉于信息汪洋中的茫然眼神。”这似乎也无独有偶的描述了我们如此熟悉并每日体验的手机短信沟通。
除了消费，还有我们被手机已然监视的身体，它该何去何从？手机的无与伦比的随身性完成了在福柯看来颇具技术难度的“全景式的监狱”的轻松建造。如果你不想关机，就永远在场，而且不只是声音。在多媒体技术的“进化”作用下，手机的全球定位功能、拍照功能等等已经可以让你的身体无时无刻“在场”。可是正如保罗· 利文森所说，“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进展和成功——向往它的完成就存在于铃声那一段的声音中”（保罗· 利文森，2002：64~65），在被“电话线彼端的那位潜在的好莱坞制片人”的魅惑下，在眩人耳目地“内爆”着的——成功——“能指”的“符号系统”中，我们快乐的期待着，焦急地等待在手机旁边，共谋着对我们自己的身体监视。
除了在“后”的场域中结构的变化，变迁的还有沟通的后果。“聪明暴民（Smart Mobs）”、“暴民（Mobs）”、“快闪暴走族”（flash mobs）、“快闪族”、“聪明行动帮”虽然称呼五花八门，但是在朦胧和混乱之中，他们来了，而且来势汹汹！这个人群在莱茵戈德那里被描述为一个全球数字化趋势下新兴浮现的一个全新群族——“一群会用网络、手机等，互相沟通、串联并参与特定族群活动并做出实际行动的人”。这些人出没在纽约、伦敦、阿姆斯特丹、柏林、奥斯陆、堪萨斯城、西雅图到亚洲的新加坡、香港、台北等全球各大都市，他们原本是躲藏在屏幕后面彼此互不相识的年轻男女，瞬间聚集在一起兴致勃勃地到麦当劳跳芭蕾舞、到家具店里坐沙发、在购物中心忽然鼓掌起哄、闯进同一家书店寻找同一本书、在酒店的大堂内装睡、在百货公司前大喊“新年快乐”⋯⋯然后又迅速散去。莱茵戈德认为，“利用好这种社会关系并且驾驭这种社会运动，很可能是下一代科技的杀手级应用，是一个全新的商机所在，即将引发全球新一波消费文化革命。”不过，使我们更兴奋的是，这对于社会学似乎更具颠覆性意义。
2.反思
《圣经》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的问他，耶稣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地都出去了。是的，反省自己，也反思我们的社会学。这是现代性的一个品性。也是不论在哪个语境下——现代性的“困境”、“异化”，或是现代“后”的“致命”——中的出路。比如，然于手机这一司空见惯的景象，我们反思：社会学应该花费笔墨仔细研磨，正是熟视无睹中包含着意味深长。[NextPage]
参考文献 ：
[1]通信世界网Cww.net.cn,2004.2.23,15:32
[2]ChinaByte,2003-05-06,1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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