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凤凰卫视的主持人窦文涛就不止一次地在
节目中掏出自己的手机，给嘉宾和观众展示其中一些有意思的短信内容。如此一来，谁是观众？谁是演员？谁又是局外人呢？在戈夫曼那里，前后台是有严格区分的，不同的场域有不同的规则和惯习，若前台的观众贸然闯入后台，则会引起所谓的“崩塌”。可是，当演员主动邀请观众随时进后台，那会发生什么？还能继续表演吗？
再比如在公共场合，一般人说话一定有个听话的对象，这个对象可以是成人、婴儿，甚至猫狗等。但若一个人对着空气说话，那一般人都会认为这个人心理不正常。然而一个常见的镜头上演了，如果这个人的手机装上了耳机，再被头发或衣领遮住，或者手机太小，藏在手掌里面，旁人听见的、看到的就是类似独白的对话，类似“心理不正常”者的行为。可是在脱域的规则下，这是多么“正常”的演出。但“问题是如果所谓的疯子也戴上耳机，喃喃自语，那么我们要如何断定谁是正常人，谁是疯子”？（王佳煌，2003）手机铃声在脱域的现代场景中随意穿行，使着这个便携的随身道具以神奇的现代性作着理性表演的消解，于是有了《手机》影片中的精彩对白，“对⋯⋯啊⋯⋯行⋯⋯噢⋯⋯嗯⋯⋯咳⋯⋯（停顿）⋯⋯听见了。”“肯定是一女的打的。我能翻译。（严守一学着男女两种口气），开会呢？对。说话不方便吧？啊。那我说你听。行。我想你了。噢。你想我了吗？嗯。昨天你真坏。咳。你亲我一下。（停顿）那我亲你一下。听见了吗？”这时众人一同起哄：“听见了！”道具借着现代性的特征穿破了舞台规则，在情景断裂的剧场和整体性沟通肢解的表演中，有些喧宾夺主。
这样一种“抽离”的独特的社会后果，按照德勒兹和瓜塔里的说法，“我们正从扎根于时空的‘树居型’生物变为‘根居型’的游牧民，每日随意（随何人之意尚存疑问）漫游地球。”（转引自马克·波斯特，2001：25）虽然吉登斯认为这不过是“脱域”过程的一个方面，但他也承认“它确实部分地被新社会中觉察到的要求所驱动。人们期望组织起跨越时空的、更快捷、更有效的交往方式。”（吉登斯，2001）[NextPage]
（３）手机与信任
需要提到的，吉登斯的动力机制三是“反思的运用”，似乎与信任相差颇远，但不能忽视的是吉登斯接下来的论述，他把“反思”首先“运用”在了信任系统上。吉登斯那里的信任，更偏向于本体安全性的形而上的概念，与专业技能、专家知识和学者知识力直接相关。表面看，与这里所要讨论的较低层次的人际信任不相关，但都是在一种吉登斯所谓的“脱域式”及“重嵌式”社会安排及社会关系下形成的信任问题。已达成共识的是 ，信任成为一切合作的基础。面对陌生、没有权威、抽离的情境，怎样创建新的“名誉系统”显得特别的重要。否则因为不知道自己在新关系中的位置、在买与卖交易中的优劣势，自然不可能“合作”。知道谁可以信任、可以信任到什么程度，是越来越重要的事情。人的社会生活的关键成功因素就在‘名誉’——我们每个人过去跟人交往的历史，决定了别人对我们行为、人格的评价。
沟通的真诚在情景断裂、沟通整体性肢解的结构下，边际成本减少，现代的“经济理性人”在“有限理性”现实前倾向选择了谎言，实现其的“次优选择”，当谎言成为惯习，建构着人的生活实践，于是人们就在莱宾斯坦提出的“X（低）效率”上习惯的不断选择。如此，已经不只是道德伦理，更是本体意义关乎于“我在”的问题。在言语代替行动与思维的时代，无所指的能指肆意浮游，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真亦是假，假亦是真，人们在这样的迷局中，逐渐失去辨别真实的信心和能力。更主要的，我是我的语言编织出来的那个我，我是假的，被自己的谎言湮灭的假人，是一个只会说谎话的人。这不是角色冲突的问题。
博弈论经常会谈到著名的“囚徒困境”。甲乙同案犯，隔离审讯。如果两个都不招，因为证据不充分，两人都只能判1年。如果一方招了，属立功表现，功罪相抵，无罪释放；而另一方则属抗拒从严，判10年。但如果两人都招了，则各判 5 年。结果两个人争先恐后地招了，结结实实地各判了5年。信任的价值在博弈间清晰的彰显，当信任在人与人之间缺失时，社会就会原子化为彼此漠然的孤危的个体。更耐人寻味的是，正是在我们已经无法孤单，也不习惯孤单，在与他人那么“近”中，我们成为孤危个体的。《手机》里，严守一说：“要想说真话，恐怕就得返回到肢体语言时代了。”
这样的境况在当前中国背景下，格外凸现。日常化了的信任焦虑，似乎是当下中国人一个普遍的隐痛。观众在《手机》中看到的是脱口而出的谎言和习以为常的欺骗，虽然戏剧化的表现自有其特殊的表现形式，但一个缺失了真诚的现代生活浮世绘仍可在人们心中引起共鸣。孙立平有一段借用“三个浪潮”的概念对中国当前这一“断裂社会”的形象描述，“北京的中关村以及全国许多大城市中的“新技术开发区”、“科技园区”，即使是严格按照托夫勒的标准，这里也可以称之为名副其实的“第三次浪潮”，“从中关村出去往西南走，十几公里就到了石景山，在那里有全国著名的“首钢”，还是典型的‘第二次浪潮’----工业文明”，“而出了城市，到了广袤的农村，那里则是典型的“第一次文明”的情景”。（孙立平， 2003）在这样一个断裂的社会中，多个时代的社会成分共存在一个社会之中，在人际信任上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制度性紊乱。在传统社会中，由于有比较稳定的文化伦理纽带，人与人之间一般没有复杂的经济关系，所以社会的基本诚信是可以维持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强制性的指令使社会关系变得单一而机械，诚信基本上失去了存在的制度价值。传统伦理在这个时代发生了严重断裂，而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诚信机制尚未建立起来。欺上瞒下，弄虚作假，稀薄冷漠，面对这种社会现状，在法治尚不健全的时候，社会伦理道德也显得苍白无力。于是无处不在的欺诈与瞒骗，成为我们今天每个中国人最痛心也是最无奈的日常话题。基于移动信息技术所引发的沟
通信任危机正是基于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上的。在各种“迷你”技术产品中，手机最为普及和流行。中国将成为手机的第一大国，显示在这个高科技时代，中国并未落伍。但我们要问的是，手机正在改变中国，要改变到哪个方面？以及如何去面对改变？中国需要适应这种改变带来的冲击。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这已经是一个很迫切的现实问题了。
最后，不妨借用哈伯玛斯沟通行动理论的架构，来看这一现代性“吊诡”现象的信任痕迹，若用默顿的术语也就是“好恶交织”。哈贝马斯认为，真理由共识所构成，而共识是人们在没有内外压力和制约下的理想情境中进行交往沟通达成的。（阮新邦，尹德成，1999：174）暂时抛开沟通行动理论批判的视角，从正面看，沟通理性透过对人类语言行为的分析，肯定人际间真诚的沟通并非纯然是一种手段，其本身是人类存在的目的之一，或者说这是人性的其中一部分。哈贝马斯是强调以人际间的真诚沟通，代替目的理性所鼓励的以满足一己欲望为主导的行为，希望由此重新界定个人在宇宙间的位置。他没有从
宗教或超经验的道德领域里寻找现代人的价值信仰，而是尝试透过真诚的人际关系，在现世的日常生活里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