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界限模糊。用马克思的理论来解释，手机是现代性背景下，雇主延长相对
劳动时间的新手段，它有助于雇主以间接的、微调的方式，延长雇用者的工作时间，榨取绝对剩余价值。（王佳煌，2003）不论被雇者是被迫在下班时间被雇主找到，还是自愿开机保持随时可以联络的状态，被雇者都已经卷入进生产，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是为雇佣者创造剩余价值的结构性的链条中，无从逃脱。除非关机，可是没有人想听到再开机时电话的另一端告诉，“你已被解雇了”。
手机沟通不但贯串了公私生活的界限，促成工作时间与非工作时间的交迭，延长了工作时间，而且也影响了我们对时间与空间的认知。空间不再是单一的空间，而是分离的、片段的、多重交迭的。时间也不再只是时、分、秒的时间，而是更多支离破碎的时间片段与区块。使用者必须自己设法组合运用，因其职业性质与家庭状况而发展出个人生活策略，在一定的限制内操控零碎化的时间，设法克服空间的限制，从而用手机协调工作生活与个人生活的步调，并在时空的重组与重构同时，构筑其社会关系。正如Puro所言，工作时固然不易休息（偷懒），休息时更要不定时的接触、处理工作事务（转引自王佳煌，2003）。这种在工作与非工作时间的切换、调整，处理工作与私
人事务的模式，不正像某些学者的比喻，或可以灵巧演奏爵士乐或可以操弄杂耍的行动（Sherry and Salvador, 2002）。 除对时间的感受不再只是固定的小时与分秒外，更有了在社会时间系统内的重新认识——在社会时间系统上建立的流动的时间单位。最明显的事例就是用手机随时进行的订餐订票，随时使自己的未来时纳入社会时间系统的流动
管理中，可能正是如此才可以在无时不在的等待和拥挤的人群、车群中从容，这也正是现代人的时间策略。可问题似乎是这样，我们是否真的必要去等待和拥挤？
３Ｇ技术的应用会实现手机与因特网的随时链接，将最成功的时间技术与空间技术紧密结合，再经由波德里亚所谓的“科技把消费从稀缺资源扩张成 一种社会剩余物，消费便平民化、大众化”（波德里亚，2001）的过程，手机的“随身在线”就不再是梦想，更加强化了手机沟通的即时性和跨时空性。而且时空概念本身也浸透着吉登斯所言的现代性的显著特征，是“外延性和意向性的交互关联着”（洪晓楠 、吴迪 ，2004）。时空不只是日常实践全球化了的时空，还从外延和内涵上拓展到了新的域——“虚拟社会”中的时空。随时召集你的伙伴，无论他（她）是在天涯还是在海角，在现实还是在虚拟，召开各种紧急会议，讨论必须讨论的重大问题，这便可以在手机的ICQ上应用，而不用搬上还是显得沉重和昂贵的笔记本。
（２）“脱域”的手机沟通
动力之二：与时空的分离直接相关的是社会系统（从局部性中）逐渐脱离的过程（disembedding）（李康，1999：242-241）。在接受英国诺丁汉大学政治学教授回里斯多夫·皮尔森的访谈时（后收录在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的附录中）吉登斯清楚地讲到“现代性的一个特点是远距离发生的事件和行为不断影响我们的生活，这种影响正日益加剧。这就是我所说的脱域（dis－embedding），即从生活形式内‘抽出’，通过时空重组，并重构其原来的情境。”
案例：电影《手机》的情节：
严守一在与情人私会之际，接到妻子的电话，说自己正在与同事费墨在一起，当妻子因为有急事给费墨通话时，严守一的谎言随即败露。电影后半段好友费墨的谎言，也是如出一辙地。
在火车上，严守一的旧情人武月突然打电话来，对方火气挺大，由于“新欢”沈雪在身边，严守一怕武月说下去不知轻重便装傻，便扯着喉咙喊：“啊⋯⋯说话呀，听不见！⋯⋯你大声点！⋯⋯我说话你能听见吗？⋯⋯信号不好⋯⋯我在火车上，回老家！⋯⋯喂⋯⋯”对方果然挂了电话。
从上述案例中可清晰看到“身体不在场”沟通情景抽离与断裂。与传统意义的人际沟通——整体性的交流行为，具有强烈的情景性——不同，手机沟通是发生在特定情景断裂下的整体性沟通的肢解。暂且不论其中关于两性情感的信任伦理的问题，其中的情景断裂性以及整体性沟通的肢解确实是主人公行为成为惯习的结构特征，是其一再如此的条件和中介，纵容了严守一“惯习性”（布迪厄，habitus）的说谎。电影中的阴差阳错其实就是特定情景断裂下的破碎沟通的戏剧化表现。借用默顿的一个分析方法，通过对“反攻能”现象和“正功能”现象的对比研究，可以揭示不易为人发觉的“正常”的社会事实的存在。手机谎言分析显然有助于发现情景抽离的实情。在面对面的人际交流中，说谎是需要很大的心理承受力和很高的技巧的，不仅要言辞从容，而且要声色镇定，稍有不慎，或许只是一个不自然的眼神，都有可能被对方识破。“单纯”的手机沟通（与手机多媒体技术实现的功能相区别）大大地简化了说谎的成本，说谎者不必掩饰自己的表情和动作，只需要声音的演技。因为对方只能听见声音，情景、身体是抽离、缺失的。
吉登斯指出，最原初也是最常见的互动状态是面对面的互动，而随着沟通手段的变化，互动中的共同在场的范围和具体表现形式也发生了质的变化。（李康，1997:233）而这质的变化正是由“脱域”实现的。传统的人际沟通，话语沟通只是整体性的人际交流的一个方面，话语的沟通效果必须与表情、姿态、动作以及具体的情境协调起来，才能构成一个有效的、整体性的人际交流。手机的广泛使用，强化了人际之间的话语沟通方式，但同时肢解了人际交流的整体有效性，而且沟通双方是在不同的情景中，或者说，沟通双方的情景彼此是不透明的。吉登斯提出要考察“在场可得性”（presence-availability）正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互动能够成功地进行，并不仅仅在于行动者在时空上的邻近，而是因为他们在一定的时空区域内定位在能够相互监控和安排各自行为的场景之中。（李康，1997：233）不妨借用戈夫曼的拟剧论，在“脱域”的情境中，作一番手机沟通的剧场分析，戈夫曼（Ervin Goffman）曾用戏剧理论（dramaturgy）来分析人们的日常行为，就像表演一样，人们的日常行为在舞台（前台）、演员、观众、道具和后台等等情境中发生。每个人在公共空间里的一举一动都是一种表演，是一种印象整饰（impression management）。手机是我们表演用的、将现代性装进口袋的新道具。这个道具让我们联系越密切，疏离感却越强。我们停止了面对面的交谈，到处都是冲着手机说话的人，他们对与他们擦肩而过的人视而不见。这场戏的一切都在不规则的发生着，消解着剧幕的本身。没有了在场的其他剧组人员，只有一个人的独角戏和不在场的旁白；没有了前后台的区隔，只有一个要求演员必须随时随地转换脚本和角色的戏场，他要不停的表演；没有了绝对的观众和纯粹的“局外人”，只有不断观看并随时加入的互动者；没有了角色冲突，只有始终不断矛盾着的主体和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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