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篇更像社会学小品的“南方观点”《“随身带”的现代性》探讨了手机对现代性主体的建构作用。
2. 质疑
社会学研究的相对漠视与其显然的强势现象并存。长久以来，社会学界有一种价值倾向，认为社会学只应研究“严肃的”、“有用的”、“重大的”问题，诸如阶级阶层、贫困、犯罪或社会发展等等。像手机一类现象，则被认为太琐碎了、太肤浅了、太轻松了，不值得花费经历。可是，随着手机的暴涨、短信的铺天盖地，这种以琐碎、肤浅为理由的“无动于衷”是站不住脚的。澳大利亚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曾根据收发信息时参与感官的多少从概念格上区分了“冷媒体”、“热媒体”（麦克卢汉，2000），而在此，社会学者也似乎因感官上的参与选择而对研究对象有了冷和热的区分——网络的热和手机的冷。而现在的“技术跳出了工厂，不再仅仅充当生产力的角色，而是直接进入了千家万户，扮演着消费力的角色，因为它变成一种日常消费产品”（王宁，2004）而随着技术的发展，尤其是GPRS技术，手机已不仅仅跳出工厂武装了现代人的现代生活，它还武装了网络，把网络引到了个人数据传输终端的角色上，网可以“随身”了，众家所热衷的“虚拟社会”才可以真实的构成，通过把身体“捆绑”在手机上，由手机实现了身体的“无时不在”，参与到“身体不在场的互动中”（风笑天，2002），从而形构着“真实的虚拟”。如此，手机的社会学研究是这“第三域”研究的前提。是暗证了麦克卢汉所说的“显而易见，通常就意味着熟视无睹”？还是暗证常人方法学批判传统社会学自认为的“优越于日常生活”（杨善华、李猛，1999：65），从而在缺乏反思下对日常世界的“自命不凡”？不过清楚的是，这明显与２０世纪以降社会学界对日常生活的结构分析和实践理性的“凝视”背道而驰。[NextPage]
三、手机：一个过程的视角
“社会何以可能?”不仅仅是霍布斯式的关于秩序的思考，更是有着社会学旨趣的学者共同对社会生成与存在的发问。而在当代的普遍反思和实践的趋向中，更能容易见到沟通卖力建构社会的影子，甚至在哈贝马斯那里，达致“沟通理性”就是在尼采做出“上帝之死”的呐喊后，被福柯宣称“人的消解”进而波德里亚所谓的“社会消解”之后的人和社会的重生之路。
对于互动结构的变迁，科尔曼曾有过对主体变迁的论述，互动主体已不再是自然人，而是法人、传媒工具或是国家。互动结构的其他维度也在发生着变化，包括情景、道具、沟通本身的感官参与等等。以不断渗透进生活，成为人类沟通互动必不可少的工具——手机为例，以上的变化清晰的衍发着。
1. 传统沟通
对沟通的关注来自经典社会学的传统，尽管在二分的传统视野下，这一更为取得微观认同的社会行为依然在两大传统下扮演了重要角色，不论是社会行为的讨论还是对社会结构的诉求。沟通是人类社会交往的基本过程，也是一切社会赖以形成的基础，这一是基本共识。借用社会心理学对社会行为的定义——个体或群体对他人或社会所给予的社会刺激的反应，而这个反应反过来又能够成为他人的社会行为的刺激。在这里“刺激”是指来自人或环境的信息作用，而人的社会行为的发生发展本义就是一种广义的信息沟通过程。（周晓红，2000）因此，著名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萨丕尔辉十分肯定地说：“⋯⋯每一种文化形式和每一社会行为的表现都或明或暗地涉及到沟通。”
“行为协调的必然性要求在社会范围内进行一定意义上的交往，而如果想把行为有效地协调起来，以便能够满足需求，则又必须进行交往”(S.Kanngiesser，1976)。英文的“沟通”一词（communication）从词源学角度，除可译为沟通之外，还有传播、交流、交际、交往之意，尽管有些差异，但在本原上都涉及信息和行为的交流或曰交换。（周晓红，2000）沟通与互动交往，在许多社会学家那是两个可以互换的概念，如果要作区分，可以说互动是沟通的广义。已达成共识的是——最本源就是指“人际沟通”或“人际交往”，吉登斯就曾经明确指出，“最原初也是最常见的互动状态是面对面的互动”（李康，1999：232）而随着腾尼斯所说的传统
社区向现代社会的过渡，沟通的现代性如何体现？再进而是西方学者提到的“消费社会”中的沟通又会何去何从？下文试从手机这一将现代性引向自我从而重构自我体验和身份的装置对现代性甚至现代之“后”的沟通进行初步剖析。正如王宁所描述的，“尽管血液还是那血液、身体还是那身体，但是被现代性所‘武装’的我们，却再也不是从前的我们了”。既然“现代性通过‘迷你’技术的方式‘武装’着我们”（王宁，2004），那武装后的我们又是如何沟通的呢？
2. 嵌入现代性的手机沟通
纵观西方社会学文献，一个核心的论题就是对兴起于西欧并逐渐向全球扩散的现代工业社会的认识和把握。孔德的“三阶段论”、斯宾塞的“军事社会”和“工业社会”、滕尼斯“社区”和“社会”、涂而干的“机械团结”“有机团结”、帕雷托的精英循环论、韦伯的“合理化过程”、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社会”等等，莫不是这些社会学缔造者对“现代性”的凝视。把手机现象放在现代性的背景来分析正是社会学独有视角之一。它为加深和拓宽对沟通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路。
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手机与现代性的联系，不只是技术作为现代性内容之一这么简单。手机的使用与普及绝不只是科学发展的内在理路所致，也不只是少数好奇的科学家与技术人员在兴趣驱使下造成，而是有其结构的动力。而当今的结构大师吉登斯认为，“在20与21世纪之交，作为社会学基本问题的现代性（其过去的发展和现时的
制度形式）又重新出现了”，他的现代性界定言简意赅：“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吉登斯分析了与现代性发展的动力机制密切相关的时空问题、脱域（disembedding）问题和信任问题。吉登斯断言，现代性的这三个方面将促使社会关系在世界范围内的重整和延伸，并维持相距遥远的人之间复杂的互动。（转引自文军，2004）手机沟通与现代性的内在逻辑不妨借用这“三大动力”来寻找解读路径。
（1）手机沟通与时空重构
“时空的分离及其不断的重新组合，在这种方式下所产生的社会生活有着精确的时空‘分离’（zoning）”（李康，1999：242-241）。时空的分离在吉登斯那是第一大动力，而手机的沟通不受时空的限制，可以说是手机的原始特点。手机脱胎于固定电话，其发明的初衷就是满足移动通话的需要，这从手机的另一名称中可以窥见一斑：手机。这一特点使“我们的触觉更敏感了，感知距离更远了、眼光更具有渗透力了”。手机“消除了时空距离对我们的束缚，改变了我们和世界的关系，使我们变得更有力量了。”（王宁，2004）
手机的基本特性与功能就是随时随地（any-time-and-any-where）的可接触（contactability）与可获得（availability）。这种特性与功能固然便利了人的生活，却也造成工作时间与休息时间或生产与再生产时间的相互穿透与重迭，或者说是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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