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视”手机——一个社会学的试分析

    内容摘要：手机强势存在，社会学却对其相对默然。本文尝试以手机作为发问社会的方式，通过对手机的“凝视”，以吉登斯现代性三大动力为基点，对手机、手机参与“实践着”的社会事实所“体现”的现代、甚或现代之“后”作一初步分析。本文不拟提出一个“应然”结论，只欲在反思前提下，做出更具“后”特征的社会学试分析，让众家自由选择、定夺。期盼以一孔之见抛砖引玉。
    关键词： 手机 沟通 现代性 “后”
    正如涂尔干所言，“中介性的事例本身就必须作为一种独立存在的结构来考察，并且，社会结构需要维持的机制。”手机作为现代社会的沟通中介，抛去其技术外衣，应该发挥社会学的想象力，而不是无语。
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说：“了解社会，今天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首先选择向社会发问的方式”，本文选择了手机作为发问的方式。不过本文只是试图遵循涂尔干倡导的“用社会事实解释社会事实”，对手机这一复杂多面的社会现象发挥社会学的想象力，进行初步的解析，更期待由一孔之见抛砖引玉。
一．“凝视” 手机
    1. 数据
    公用电话剥夺了隐秘的私人谈话空间,于是,腼腆的芬兰人使手机应运而生。1990年全球手机用户数目仅有1100万人，2000年即已增至7亿4100万人，而到2002年初更是达到10亿部。在这10年中，手机占所有电话用户的比重从1990年的2%增加到1998年的38%，每百人拥有的手机数量从0.2增加到12.2支。据预测，到2008年全球用户数目将达到目前的1.7倍，手机用户将突破20亿。
    手机在中国的普及速度更加令人吃惊。据有关部门统计数据，截至2003年10月，我国手机用户已达到2.5亿，首次超过固定电话用户数。虽然我国整体的普及率尚低，但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手机普及率已超过６０％，超过了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据中国信息产业部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运行司估计，到2004年中国内地手机用户将达到3.2亿。诺基亚的广告似乎简洁的概括出了这一切，“你每眨一次眼，世界就售出4部诺基亚手机。”
    2．影响
    手机已经深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政治操作、经济产业、社会互动，个人生活安排，犯罪行为等等。不论是宏观的社会结构，还是微观的行为层面，手机都是无法忽视的科技装置，也引发了许多社会议题。
    菲律宾总统艾斯特拉达（Joseph Estrada）2001年被人民赶下台，手机扮演了重要角色。反对他的民众用短信传递口号，组织、协调示威活动，导引群众行动，避免与镇暴警察正面冲突，减少可能造成的伤亡（Katz and Akahus, 2002）；街头盯着手机看消息的“拇指族”，似乎正建构出一种全新的社会关系网；由对手机过分依赖形成的现代心理疾症——“手机依赖症”已悄然现身，如果身边没有手机，就会出现精神不振甚至烦躁焦虑的心理与生理反应。据调查，目前这种现象在青少年中比较严重；手机短信已被有些人断称为传播的“第五媒体”，紧跟其后又将手机多媒体功能称为“第六媒体”，这不单是文字上五和六的区分，重要的是凸现了媒介的“第四种权力”；当父母用手机完成亲职责任——亲子关系媒介化，当青少年用手机参与同辈群体的交往、吸收同侪文化时，手机又扮演了什么角色？是否在消解着人类“最原初也是最常见的互动”(吉登斯,1979)？消解着家庭——人类原发地的结构? 通过手机，现代男女情感的红灯分外刺眼。手机只是工具，婚外恋才是内容，电影《手机》04年高票房的冲击，似乎不仅仅是冯氏、戈氏的平民幽默所能涵盖。 手机真的变手雷——藏掖在现代人的腰间，随时爆炸？
二、文献回顾与质疑
    1. 文献回顾
    与手机相关的学术研究不像因特网研究那样丰富多变，许多论者更慨叹相关研究的缺乏（Robbins and Turner, 2002; Katz and Aakhus, 2002）。的确，即使国外对手机的学术研究，尤其是社会学研究，数量也不多。专书（论文合辑）只有Brown, Green and Harper等人所编的《无线世界》（Wireless World: Social and International Aspects of the Mobile Age, 2002）、Katz and Aakhus所编的《长时连系》（Perpetual Contact: Mobile Communication, Private Talk, Public Performance, 2002）、Myerson的《海德格、哈贝马斯与手机》（Heidegger, Habermas and the Mobile Phone），以及Rheingold的《聪明暴民：下一次社会革命》（Smart Mobs: The Next Social Revolution）。已出版的论文则只有Katriel（1999）、Towsend（2000）、Leung and Wei(1999)、Katz and Aspden(1998)寥寥几篇。（王佳煌，2003）而中文译本在国内也只有台湾出版的《聪明行动族》。
    相形之下，国内学者更是采取默然的姿态，在笔者所涉及的资料范围内，能见的只是传播学对手机作的若干传播技术的媒介分析的文章，且重点不约而同放在了仅是手机功能之一——短信的所谓“第五媒体”的相关研究。而专业的社会学研究更是少之又少，专业社会学家也只有张欢华《世界进入手机时代？》（社会，98：10），以及最近王宁教授在《南方日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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