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报理应更高;从社会发展的历时态角度看,即就不同发展程度的社会或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来说,社会发展程度的高低一般与权力的经济回报的高低成正比,也就是说,社会发展程度较高的社会如市场化社会或发达国家较之社会发展程度较低的社会如非市场化社会或发展中国家,其权力的经济回报一般要高一些。其理由有二:其一,社会发展程度愈高,社会资源会愈丰富和充足,因此,通过权力的使用(包括公共使用和非公共使用)就愈可能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其二,社会发展程度较高的社会一般是市场化社会,在这种社会中,权力也可能成为商品,因此,权力的市场化运作将会使其获取社会资源的途径和方法空前增多。当然,以上论述只是仅就一般情况而言,并没有涉及一些特殊社会的特殊情况,也没有涉及权力制约状况和社会透明状况等因素。
另一方面,从其相对值看,政治权力的经济回报可能会贬值。笔者认为,权力作为一种社会资源,它具有双重性:一是目的性,即权力首先是一种目的性资源,是人们追求的对象。为了获得这种资源,有的凭借人力资本,有的凭借社会资本,可能更多的是既凭借人力资本又凭借社会资本。二是工具性,即权力也是一种工具性资源,是人们借此获取其他社会资源的资源。而公共权力的非公共使用则是获取其他社会资源的最有效最常见的方式,这也暗示了反对和制止权力腐败的艰巨性。笔者所说的相对值下降,是指相对其它工具性资源而言,权力这种工具性资源的地位与作用会随着社会发展程度的提高(包括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而可能下降或减弱,换句话说,即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看,在获取其他社会资源的众多工具性资源中,政治权力这种工具性资源的至高无上或唯我独尊的地位开始受到挑战。具体来说,过去的中国社会特别是计划经济时代一般只存在一种情形,即有了权才会有利(钱),才会有名(出名),而现今的中国社会除继续存在这种情形之外,似乎还出现了另外一种情形,即有了钱也会有权,也会有名。当然,在这两种情形中,前一种情形仍然在社会上占主要地位,即尽管出现了“红”帽子(代表做官)、“黄”帽子(代表经商)和“黑”帽子(代表做学问)的三足鼎立之势,但在这个三角形中,红边仍然远远大于黄、黑两边中的任何一边。这也是一些能人智士在成名成家之后还要去做官的原因之一。
以上只是从逻辑推理的角度讨论了政治权力是贬值还是升值的问题。其实,政治权力是贬值还是升值的问题是一个异常复杂的问题。对这一问题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行文至此,笔者有两点提请“权力贬值论”者注意:一是权阶级别(行政级别)仍然是当前中国社会最显著的社会地位标志;二是权力运作仍然是当前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社会动力机制。
首先,权阶级别或官阶级别仍然是当今中国社会最显著的社会地位标志。在当前中国社会中,像省部级、厅局级、县处级等行政级别仍然是人们最为熟悉且最为理解的社会地位标志,因为人们可以从中掂量出其含量或份量。行政级别之所以仍然是社会地位的显著标志,是因为一个人行政级别的高低及政治权力的大小仍然与其占有和使用社会资源的多少密切相关:一方面,社会资源的配置仍然依据行政级别的高低进行,即行政级别愈高,其享用和控制的社会资源就愈多,反之亦然。由于这种权力化资源的可测性和稳定性较强,笔者姑且称之为权力化资源的“存量”。另一方面,市场化改革以来,由于市场机制作用范围的扩大,各种社会资源的工具性增强,而政治权力又是最重要的工具性资源。因此,政治权力愈大,就意味着愈有可能获得并享用更多的社会资源。由于这种权力化资源的可测性较弱,可变性较强,笔者姑且称之为权力化资源的“流量”。市场化改革以来,权力化资源的“存量”并没有多大的变化,而权力化资源的“流量”则更加变动不居和神秘莫测。原来主要是与行政级别和权力大小挂钩,现在除继续与行政级别和权力大小挂钩外,还与权力的作用领域或作用性质相关,即不同领域或不同性质的权力,其经济回报大小是不一样的。如有人认为高校的招生管理和基建管理因引入市场机制而成为在高校中最易产生权力腐败的管理领域。
其次,权力运作仍然是当今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社会动力机制。权力运作的重要性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社会的官本位体制、官本位运作机制及官本位
文化的历史积淀深厚,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是迟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政府力量是社会发展或社会现代化的主要推动力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现代化历史进程表明,无论经济层面的市场化、政治层面的民主化,还是社会层面的城市化,权力运作都是其主要的推动力量。先就市场化来说吧,经济体制从计划向市场的转轨,即市场从无到有的转变(开始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市场从配角到主角的转变(先是市场调节为辅,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以及市场从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取向和主要目标到唯一取向或终极目标的转变,都是政治权力推动的结果。再就城市化来说吧,一个城市的城市化水平的高低既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又与其城市是否为政治权力中心密切相关。一般来说,首都的城市化水平要高于省会城市,而省会城市的城市化水平要高于地级和县级城市。从一个城市内部看,省政府、市政府及区政府所在城区的城市化水平一般要高于非权力中心的城区。另外,改革开放以来,一些新城市的横空出世和旧城市的再度辉煌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政治权力推动的结果。既然社会现代化特别是市场化主要来自政治权力的推动,那么政治权力会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贬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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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阶层分化趋势方面的争议:阶层结构是两极化还是橄榄化
在阶层分化趋势的探讨方面,学术界存在许多不同的看法。一种研究认为,当前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开始从传统的金字塔型向现代的橄榄球型转变,其主要标志是社会中间阶层已经出现并且正在不断扩大。
另一种研究则认为,当前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正在从金字塔型向马拉松型转变,其具体表现是当前所进行的市场化改革犹如一场马拉松,每跑一段将会有一群人掉队即被甩在社会结构之外,其中与传统的技术含量低的夕阳产业相联系的一群人将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而与现代的技术含量高的朝阳产业相联系的一群人将继续留在社会结构之内,即会出现“社会结构断裂”。而且这种断裂会因这两部分人素质的差别,会随着市场化范围的扩大(如加入ＷＴＯ)和市场化程度的加深而更加深刻。有人认为这是阶层结构两极化的另一种表述。
上述两种观点的共同点是都认为中国传统的金字塔式的阶层结构因市场化改革而开始发生变化或分化,不同点是前者认为在其分化中出现了橄榄化的趋势(以下简称“橄榄论”),后者则认为在分化中出现了两极化或“结构断裂”(以下简称“断裂论”)。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大相径庭的结论呢?研究视角和研究重点不同恐怕是其研究结论不同的一个重要原因。
橄榄论的研究目的在于探讨阶层分化的未来趋势,因此,其研究重点是探讨中间阶层的变化,并以此判断阶层结构的未来走向。阶层分化的状况和程度不是其研究重点。当前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是否出现了橄榄化趋势的关键或要害是我们如何认定社会的中间阶层,即究竟哪些阶层属于中间阶层?橄榄论认为,“社会中间层主要由两大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所谓老社会中间层,包括中小私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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