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人的勇并不是莎士比亚所描绘的"勇气的私生子"。山西人的勇寓居于人的灵魂的姿态当中，表现为平静和内心的沉着。山西人的平静是处于静止状态的勇气。真正勇敢的人经常是沉着的。柏拉图给勇气下定义说："能够辨别应当害怕的事物和不应当害怕的事物。"一般来说，山西人所坚持的正是这样的勇气。现代的教育家们可能会担心：这样的勇是不是也把人内心的柔情扼杀在蓓蕾之中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觉得有必要指出，山西人从少年时代起便表现了不平凡的气概，他们宁可扼杀一些柔情，也不愿成为那种卑微琐屑之辈。山西人的勇并不象霍布斯分析的那样，受自我保存这个欲望的引诱而来；也不是洛克认为的那样，由恐惧心的驱使而致，他们的勇生发自他们自然的生活方式当中，所表达的也是对这种生活方式的热爱，"仁"也不例外。[NextPage]
六、山西人的“仁”
按照波利比阿的记载，在阿卡迪亚的政制中，凡30岁以下的青年都要接受音乐教育。因为通过这种柔和的艺术，可以缓和因风土荒凉而导致的剽悍性格。山西人没什么特别的音乐教育，但我觉得山西人同样把武勇和柔婉这两方面结合起来了。山西人在这方面的成功无疑要归功于中国古典教育的重要元素之一，即仁。
仁是象母亲一样的温和德性，它具备女性的温柔和说服力。但切不要把山西人的仁理解为不加区别的"兼爱"，山西人是将仁爱和正义、道义溶在一起的。过于仁则懦。奥赛里斯曾问贺拉斯：
"世上最美的事物是什么？"答曰："为父报仇。"正如在中世纪的西方曾流行过决斗
制度一样，山西人在必要的时候也会表达自己复仇的倾向。我们不必象孟德斯鸠那样，为这种制度作出细致的考证，并写下优美的赞词。复仇的逻辑确实简单而幼稚，但正如人们所知，哈姆雷特也没有比这更深的逻辑。在复仇当中，确实表现了山西人天生的、自然的平衡感和平等的正义感。复仇者可能被法律条文判下死罪，但民众的本能会相应地作出不同的判决，并让复仇者散发芬芳。
在今天，如果纪律严明的
警察为被害者搜索犯人，而法律满足正义的要求，就无须复仇了。但即使在它被根绝那天，人们追忆往昔之时，也必不会对仁和复仇在山西人禀性中的并行感到吃惊。
二者同样生于山西人的自然生活，同样扎根于山西人的灵魂当中。
封建政治是孕育"仁"的母体，但封建政治本身容易堕落为黩武和极权，这时候能够挽救人们的东西就是仁了。法学家们以腓特列大帝所说"国王是国家第一公仆"，评之为迎来了自由发展的一个新时代，我觉得这是正确的。在盎格鲁-萨克逊人的心目中，德性和绝对权力听起来是不可调和的词语。但正如俾斯麦所说："极权政治的首要条件是统治者具有正直、无私的强烈义务感，精力充沛、内心谦逊。"英王詹姆斯一世在向儿子讲述盎格鲁-萨克逊自由政治的统治精髓之时，他借用诗人维吉尔的话对之作了总结：
"败者安之，骄者挫之，以法为桂冠，建立和平之道，斯乃汝职。" 如果这里所说的"法"确实如众多的人们解释的那样，超越了成文法的领域，包含了风俗习惯的总体，那么我的确可以说，欧洲文学中这句最高尚的格言正是对山西人的"仁"作了最充分的注解。
关于这件事情就说到这里吧。理论上的对错让理论家们去争执吧。至于山西人的经验会支持哪一方，现在还很难说，"仁"在山西人的生活中却是常有的事。
勇和仁的结合需要"智"来完成。
七、山西人的"智"
在培根所列举的知识的三个效用，即快乐、装饰和能力之中，山西人对最后一个给予了决定性的优先地位，而其实用则在于判断和世务的处理上。在智这方面，山西人着重于品质的建立，而不重视思维、知识和辩论等智力的才能。智力的卓越当然是贵重的。但是用来表现智力的所谓"知"这个词，主要意味着处理世务时的冷静和睿智，而对知识只给以极为附属的地位。
说到山西人严格意义上的道德教义，孔子的教诲确实是最丰富的源泉。但在亲身经历了这个地方之后，我确实分不清楚，君臣、父子、夫妇、长幼以及朋友间的伦常之道，究竟是早在经书输入之前就为这地方的人所本能地认识了，而后才用这些经书将其确认下来呢，还是相反。不过，只了解这些圣贤的古籍，你并不能懂得山西人，而且，凭借这些知识机器，在山西你也不可能获得你在北京通常能够获得的那种崇敬。有一个俚语嘲笑那些仅仅在知识上懂得孔子的人是"读论语而不知论语"。山西人把学问比为他们的陈醋，说："学问有如陈醋，酸过了头就外泄，就不能用。少读一点书，就少一点学者的酸味，多读些书，学者的酸味就更多了，真没办法。"在山西，知识这种东西被认为是从属于道德情操的。人和宇宙同样被认为是有灵性的，而且是有道德的。赫胥黎关于宇宙运行没有道德性的论断，不能为山西人的心灵所接受。
在山西，人们没有"原罪"的观念，所以人们并不惧怕知识。但人们对知识保持警惕的距离，这倒不是因为他们瞧不起知识，而是因为他们生来就懂得"知行合一"这一传自古人的教诲。在教育方面，山西人给少年们提供并不是我们的学者专家、不是知识机器，而是气概、节操和正义。
当选择品质而非知识、灵魂而非头脑来作为琢磨启发的素材时，教师的职业就带有神圣的性质。
生我者父母，教我成人者师长。色诺芬在他的《居鲁士的教育》一书中记载说："阿斯提亚齐斯要居鲁士叙述一下他的最后一课。居鲁士就说：在我们学校里有一个大孩子，他有一件小衣服，他就把他送给另一个身材矮小的同学，而把这个小同学的一件大一些的衣服拿去了。我们的老师要我来作这场争端的裁判人，我判断说这件事情可以听其如此，因为这样一来，他们两个人好象更合适一些。可是，我们的老师指出我错了，因为我只考虑到方便，而首先必须考虑的应该是正义。"这就是居鲁士就古波斯的法律教育所描绘的理想图景，但我总觉得这种教育还活在山西人的心灵和记忆当中。
人是不是生来有"罪"，人性本身是善是恶，山西人不问；人是不是生来就自由，或者是不是坠地即为奴，这对山西人也是陌生的问题。人们栽培草木，使之长成一定的样子；人们教育人，使之具有一定的才能，山西人觉得这才是自然而然的。在山西人的观念中，人生来是软弱的，所以需要力量；人生来是一无所有的，所以需要帮助；人生来是无知的，所以需要判断能力。人在出生时所没有的东西，人在长大时所需要的东西，全都要由教育赐予人。就山西人来说，这种教育，或是受之于自然，或是受之于人，或是受之于事物。人们才能和器官的内在发展，是自然的教育；别人教我如何利用这种发展，是人的教育；人们对影响自己的事物获得良好的经验，是事物的教育。
所以，在山西人的教育中，每个人都是由三个教师培养起来的。一个学生，如果在他身上这三个教师的教育互相冲突的话，他所受的教育就不好，山西人就会设法加以改变；一个学生，如果在他身上这三种教育是一致的，都趋向同一目的，山西人觉得这样的教育才是良好的教育。在这三种不同的教育中，自然的教育完全不是人所能决定的，事物的教育只是在某些方面才能由我们决定。只有人的教育才是人能够真正加以控制的。三种教育要达到一致，这是很困难的，而且多少要靠一些运气的成分。但山西人努力把自然理解为道德的宇宙，把事物理解为有生命的经验，通过这样的方法，他们使三种教育达到了最大可能的一致。
山西人的"智"就是由此而来。
该谈的东西还很多，比如山西的妇女。托克维尔把美国的惊人繁荣归功于"他们妇女的优秀"。
这话特别适合山西，但为避免来自女权主义者的抗议，结绳纪事的工作到此结束。
谈谈这一切的未来吧。[NextPage]
八、山西人的未来
山西人的德性与他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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