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无比健康的民族，它的内部或许已经携带了死亡的病菌，只要极端时刻一到，它们就会从隐藏的地方爆发出来。
历史上，各民族、各个地方能够互相虐待、相互消灭，但从来没有相互审判。这样的审判是人类的能力所不能及的。一个旅游者，当他到达一个地方，如果真要认识这个地方，就应该对这个地方的人情风土怀有十足的对神的那种敬畏。惟此，一个从北京到山西的旅游者才会有崭新的发现，或者说古老的发现。
旅游者的目的决定了旅游者所作的报告。[NextPage]
三、山西无
宗教 大约一周前，在和一位德国教授聊天时，我们的话题转向了宗教。教授问："您是说在你们国家的学校里没有宗教教育吗？""没有，而且在我们国家，普通人民也不上教堂。"我斩钉截铁地回答。教授马上大吃一惊，又问道："没有宗教！那么你们怎么进行道德教育呢？你是不是相信没有宗教也能带来一个良好的共同体呢？"当时我无法作答，因为我从少年时代起习得的道德和善恶观念并不是学校教受的。当我尝试把形成自己正邪观念的各种因素进行分析之后，我自己也困惑了。我知道托克维尔的著名论断：宗教和
法律乃是一个社会的两大终极柱石，我也深知这个论断的分量。
教授的问题使我难以忘怀。
在《中世纪的欧洲》一书中，哈勒姆有过这样一段话："应当说有三个强有力的精灵，活动在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水面上，对于人类的道德情感和精神给予强有力的刺激。这就是自由、宗教和荣誉。"我知道，哈勒姆是在解释《圣经》中的一句话："灵运行在水面上。"我也承认，这样的解释是我所见过的解释中最卓越、最宽广的一个，但它并不能象他期望的那样，解释"人类"的道德现象，《圣经》与我华夏之魂何干？
在西方，一个民族的道德和它对于上帝的认识有着最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和它对于神统治世界的信仰是否坚定有着最密切的关系，无论这种信仰把这个世界看作是注定幸福的或者是注定悲惨的和转瞬即逝的。人们不能否认这种宗教帷幕在维护近代欧洲精神时所起的作用，但在同样的意义上，人们也不能否认宗教给人们蒙上了厚厚的阴暗的心情。宗教的帷幕一经撤除，人们立刻就见证了有意识地拒绝种种道德约束的例子。在文艺复兴的早期，人们几乎是没有目的地喜欢作恶。神不再统治这个世界，人相应地进入极端的个人主义。个人首先从内心里摆脱了宗教的权威，这种权威事实上是专制的和非法的。看到别人利己主义的胜利，驱使一个人用自己的手来保卫自己的权力。当他想要恢复内心的平衡时，由于他所进行的报复，却堕入了魔鬼的深渊当中。在一切客观的事实、法律和无论哪一类的约束面前，他保留着由他自己做主的感情，而在每个个别事件上，则要看荣誉或利益、激情或算计、复仇或自制，它们中的哪一个在他自己的心里占上风，一个人将由此而独立地作出权衡和决定。
如果说广义和狭义的利己主义都同样是一切恶行的根源，那么更高度发展了的近代早期欧洲人因此就比起那个时代的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来，更趋向于不道德。但是，这种个人的发展并不是由于他自己的过错，而更多地是由于历史的必然。是的，上帝死了，那就只能是我自己说了算。它本身无所谓好坏，而只是一种必要的东西；善与恶的近代标准正是从它的内部才得以产生。这种崭新的近代道德责任感，即使不是和中世纪的宗教精神正相反对，也远远离开了中世纪。
对于处在急剧世俗化过程中的近代欧洲人来说，一个急待解决的严肃问题是：在一个无神的世界，如何防止人们一方面不堕入纯粹世俗的"及时行乐"，另一方面也不陷入极端的利己主义。
社会如果要避免覆灭的命运，就必须在哪怕最低的限度上使人们具备责任共担的意识，并愿意承受某种的共同约束。是宗教成功地担当起了这个在所难免的任务。教会作为肮脏的政治实体一旦崩溃，宗教在精神上的力量也就有机会重新焕发出来。基督教关于"爱邻人"的仁慈教诲在人们世俗的心灵中复活了，并在人们寻求心灵平衡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同时，宗教团体作为社会实体的存在也有力阻挡了人群的原子化。当亚当o斯密把"同情心"证成为现代欧洲世俗道德哲学的基础之时，他不是不知道，是宗教为他、也为现代欧洲赢得了足够的时间。
1739年，孟德斯鸠游历英国时说："我觉得我置身在一个与欧洲其他国家截然不同的地方。"现在，旅游者来到山西，也会发现那里的风土人情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和道路。
这里没有礼拜日，因此你见不到急匆匆赶往教堂的人群。这里的人们和北京的人们一样，全部精力都放在世俗的生计之上，但你见不到匆忙和焦虑。他们从各个角度都透射出内心的平衡和恬静。他们的德性仍然归属于古典中国的传统范畴。这些德性尽管已经显露出成为标本的迹象，但却不干枯。它们现在仍是人们中间的力与美的活生生的对象。它们虽然没有采取任何能够用手可以触摸的形态，但它们却使道德的氛围散发出芬芳，使人们自觉今天仍然处于它的强有力支配之下。诞生并抚育它们的社会形态早已消失，但它们仍独立地照耀着人们的道德之路。华夏古典德性在山西道德史上所占据的地位，恐怕和英国宪法在政治史所占据的位置一样。
山西人的生活是"自然"的，人们的历法和时间观念也都依托于"自然"而进行。西方人可能会对一个无宗教支撑的淳良社会感到无法理解；在同样的意义上，山西的人们也对依靠超自然观念支持的社会感到陌生和恐惧。正如黑格尔所说："[犹太民族]因其宗教狂热而在它自己所导致的破坏中埋葬了自己。犹太民族的这种大悲剧并不是希腊悲剧，它不能唤起人的恐惧和怜悯，因为这两种情感只发生于高贵者由于命运的支配而陷于必然的失足。犹太民族的悲剧只能唤起憎恶。犹太民族的命运是麦克白（莎士比亚《麦克白》的主人公）的命运。麦克白僭越了自然的界限，屈服于异己的力量，在为异己力量服役的过程中践踏并扼杀了人类自然本性中神圣的东西，最后仍被他所狂信的神灵所抛弃，并殁于他的狂信。"在某种意义上，山西人和犹太人构成了正相反对的两个端点。山西人对于超越"自然"的任何事物，都不会激起狂信。
在"自然"中，他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宇宙，在自己的宇宙中他们找回了人们共同的"自然"。[NextPage]
四、山西人话少
托克维尔曾记载说：你一踏上美国国土，就会觉得置身于一片喧闹之中。嘈杂的喊声四起，无数的呼声同时传入你的耳鼓，每个呼声都在表达某一社会要求。你举目四望，看到人们都在活动：
这里，有一伙人在开会，讨论如何建立一座教堂；那里，人们忙于选举一名议员；再远一点，一个选区的代表们正匆匆忙忙赶赴
乡镇，去研究地方的某些改革事项；在另一处，是一群放下了田间工作的乡下人，前来讨论在他们村修路或建校的计划。
在北京，你每天也能感受到同样的喧闹。北京最壮丽的景观就是每天晚饭时候沿街爆满的餐馆。
如果你不幸置身其中，你会觉得自己很冒失地闯进了阿里斯多芬所描绘的"雅典
妇女大会"；在北京，人们用报纸来维系时间，缺了一天的报纸，这一天也就从自己的时间链条中掉落；在北京，人人都怀奋进之心，但人人都胸无大志；在北京，你成功与否要看你辞令的多寡，一般来说，保持沉默会让你损失很多机会。总之，在北京，你得学会"聊"，有聊则聊，无聊也聊。如果某一天你登上郊边的某座山顶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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