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教派的烏托邦理想變成
了政治和文化方案的核心要素。
同樣，人們不斷從反思的層面上對近代集體疆界的建構、對集體認同的建構提出質疑。集體認
同和疆界不是給定的，也並非由某一超越理想和權威、或永久性習俗所預先決定。它們不僅構成了
反思意識的焦點，而且構成了衝突和鬥爭的焦點，經常由於與各種民族運動或民族主義運動的關聯
而帶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衝突和爭論主要圍繞以下幾個方面而展開：第一，在集體認同的基本
要素（包括市民要素、原生和普遍主義要素、超越的「神聖要素」）中，哪一個更為重要？應該採
取甚麼方式將其制度化？第二，日益按領土來確定的政治疆界與文化集體疆界在多大程度上是相互
關聯的？第三，這些集體的領土的和特殊主義的要素與更為廣泛的普遍主義要素之間有甚麼關係？
五
所有這些爭論都圍繞現代性文化和政治方案的內在矛盾而展開. 從現代性的破壞潛能的發展來
看，從意識形態和制度兩個層面來看，最嚴重的緊張衝突在於，一方面存在著絕對化、總體化的思
想和實踐，另一方面又存在著多元主義的思想和實踐. 人們一方面接受不同的價值觀、信念和合理
性，另一方面又以一種總體化的方式把這些不同的價值觀和合理性合併起來，表現出一種將其絕對
化的強烈傾向。
從現代性方案的文化意識形態方面來看，把不同的合理性合併起來的傾向最主要地體現在啟蒙
主義理性至上的原則. 這一原則把價值理性（Wertrationalit？t ）或實質理性統攝於以技術統治
為特徵的工具理性（Zweckrationalit ？t ）之下，或者把它統攝於一種總體化的道德烏托邦理想
之下。在現代政治話語和實踐中，這些緊張衝突主要圍繞以下兩者之間的關係展開：一方面是多元
化的個體和集體利益的正當性，以及對共同利益和社會秩序的不同解釋的正當性，另一方面是與多
元性相對立的全控意識形態的正當性。
通過現代性而發展起來的一種主要極權主義意識形態強調集體優先的原則. 集體被看成是獨立
的本體論實體，其根基是一些原生的和精神性的特徵，尤其是民族集體精神。另外一種極權主義意
識形態是雅各賓主義意識形態，其歷史淵源可以追溯到中世紀的末世論思想。這種意識形態強調政
治優先的原則，相信能夠通過政治重建和改造社會。
在集體認同的建構過程中，這些緊張衝突主要表現在一系列的矛盾中。一方面，集體認同的原
生的和／或雅各賓式的普遍主義要素被絕對化了；另一方面，這種建構又採取了一種公開的、多元
化的程序。一方面，社會和文化空間出現了一種同質化傾向；另一方面，多元空間又被建構起來，
為異質的認同提供了可能性。
無論這些集體主義和專制主義意識形態之間有何差異，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懷疑公開
的政治程序和制度，尤其是代議制和公開討論的制度。其次，它們都表現出一種專制獨裁的傾向，
排斥他人，並且竭力把被排斥者妖魔化。[NextPage]
六
正是在這些張力──尤其是多元主義和極權主義之間的張力──的框架內，形成了現代性方案
的內在破壞潛能的各種特殊模式。這些破壞潛能最充分地表現在暴力、恐怖和戰爭被意識形態化和
聖化了。這種現象最早出現在法國大革命中，後來又出現在浪漫主義運動中。近代以來，民族國家
逐漸得到了制度化，為公民身份和集體認同的建構提供了重要空間. 歐洲民族國家體系得以形成，
並且依靠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勢力擴張到世界其他地區，而這種擴張又憑藉現代性文化方案而取得
合法性。所有這一切得到了戰爭和通訊技術的進一步強化。
這些破壞潛能──現代性的「創傷」──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清楚地表現出來，在第二次世界
大戰期間，尤其在納粹大屠殺中更是暴露無遺. 人們對進步的必然性、對現代性與進步的關聯產生
了懷疑。不過，說來也怪，在二戰後的頭二三十年間，現代性的這些破壞力量卻遭到了忽略，基本
上被排除在現代性話語之外。最近一段時間，這些破壞潛能又在現代舞台可怕地復活了。在前蘇聯
的一些加盟共和國、斯里蘭卡、科索沃、柬埔寨、盧旺達，都相繼爆發了「種族衝突」。
七
在現代歐洲，野蠻主義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變成了現實呢？這主要取決於總體化、極權化傾向與
多元化的開放傾向之間的張力。尤其重要的一個影響因素是，在現代集體和政治秩序的建構過程中，
原生的認同要素（在現代被重構為民族主義）與傳統的宗教或世俗要素、普遍主義要素與市民要素
之間的持久張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決.
正因為原生要素在集體認同的建構過程中，以多種多樣的方式與市民要素和普遍主義要素交織
在一起，現代野蠻主義的內核及其固有的排他主義傾向才被減至最低限度。在英國、荷蘭、瑞士和
斯堪的納維亞國家，集體認同是通過原生要素、宗教要素與市民要素、普遍主義要素的緊密交織而
形成的（當然也不乏衝突和緊張）。由於沒有否定原生要素和宗教要素，就給多元化安排留下了廣
闊餘地。相應地，在這些國家，啟蒙主義的世俗取向（經场＇有強烈的自然神論色彩）與各新教教
派的宗教取向之間並沒有發生過於激烈的衝突。
但是，在中歐（尤其是德國）和南歐，情況就有所不同了。在這些國家，原生要素、市民要素
和普遍主義要素處於衝突的關係中，傳統的宗教要素與現代的普遍主義要素也互相抵觸. 民族國家
的建構與這些衝突糾纏在一起，經常導致不同類型的憲政安排的危機和崩潰。在一些威權政體下，
例如在全控式法西斯主義運動或國家（民族）社會主義運動中，原生要素帶上了濃重的「傳統」威
權主義色彩，而各種「左派的」雅各賓主義運動則偏重於極權化的普遍主義要素。
雅各賓主義要素與傳統要素在近代政體的合法化過程中不斷發生衝突，從而產生了一系列問題.
在這方面，法國就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儘管其政體、集體認同和疆界具有相對的連續性。從法國
的例子可以看出，在這些條件下，多元傾向和安排並非輕而易舉地發展起來，結果，在民主憲政政
體的制度化過程中不斷出現騷動和混亂.
八
在歐洲──以及歐洲以外的地區，不同集體認同模式的建構受制於特定的制度條件，其中最重
要的是中心的靈活性、精英階層的開放性、以及精英階層與更廣大的社會階層之間的關係. 在歐洲，
後來也在其他社會，極權類型的集體認同與形形色色的極權政體和強硬中心有一種強烈的親和性，
而多元化的集體認同（原生要素、市民要素和神聖要素相互交織）則與靈活的中心相聯繫，不同階
層之間也互相稟持一種開放態度。市民社會的發展必須具備一系列關鍵條件：既強大而又靈活、開
放的中心，多元化的集體認同模式，主要社會階層自主參與中心的活動。市民社會在很大程度上保
持著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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