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sp; 在许多方面，食物禁忌作为饮食模式的一部分，亦有助于维持一个族群。经常见的有关穆斯林犹太人禁止吃猪肉的现象和印度人禁吃牛肉，以及天主教在星期三、星期五 禁吃肉食。这些禁忌不是都市起源的，可是在都市中心的各群体仍然保存并作为联系和合作，成为区分群体内外成员的标志。反过来，没有禁忌也成为族群的特征，如说广东人"四条腿的东西，除了桌子、椅子不吃，其它什么都吃"。
中国菜不同的风味成为区分不同群体、次级群体的特征。如我们常说的"八大菜系"，各菜系又可分为不同的风味。如粤菜可分客家、广府、潮汕三种风味，也成为三个族群区分的特征。在中央民族大学旁的一条街分布了许多少数民族风味的饮食店，除了供应特别
食品外，店面的装修，店内的陈设，店员的服饰都表现出民族的特色。
有些族群的食物可以由其他群体所采用，并成为其族群重要的标志。遍布世界的中国餐馆就成为中国人的象征，其他人进中国餐馆可以感觉到不同的文化氛围。
特别饮食模式的部分内容会形成严格的
制度，进而成为一群体的界限。如做中国菜的配料只能在唐人街买到，一般华人一星期至少来采购一次。这样店主成为社区交流重要人物，商店也成为交往的重要场所。唐人街为了满足特产的需要而建立了一些中国特产商品和供应新鲜产品的市场。同样，按伊斯兰教规的清真食品，从过去和现在都是回族人团体中的一部分。都市中一些回族人办商店，为同胞们提供需要的物品。如北京的牛街成了清真物品供应和批发的中心，除了供应特别食品外，还提供许多
服务机会。
上面讨论这种机制是直接来自原文化并且是代代相承下来的。然而许多研究者都提到，这种符号的制定是被人操纵并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亲属和婚姻制度以及宗教制度变迁以便群体能把持经济和政治的形势。这在非洲都市民族性的文化就是中心点，并有成熟的比较。[NextPage]
（三）边界过程
族群边界保存的问题取决于两个基本的方面∶一是个人与群体的关系，其二是群体边界维持的历史和稳固性。
就第一方面作一个简单的描述，在长时间内，个人认同的变化对群体边界的维持没有太大的影响。个人通过结婚，改名、改变宗教等，从一个群体认同转向另外的人群，只要这种情况不发展为普遍性的脱离，群体就没有什么可怕的。
在移民群体中，一个群体在城市中在人口、经济和政治上占主导，其他群体的成员将主张与主导群体认同以便能最大限度的获得政治和经济的利益。但他们在其他情形下会使用原来的认同以便最大限度的获得亲属义务和相互帮助。
在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普遍发现许多成员是不同民族混合婚姻的后代，这是通过与主导集团的认同来提高他们的地位。在甘南藏族自治州的临潭县的一个村，40年前人口是以汉族为主，藏族仅30%，现在已变为藏族为主达90%，因为藏族是主体民族，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和政策优惠，其他民族通过与藏族通婚来改变其民族成分。如澳门土生葡人实际上是葡萄牙人与华人或其它亚洲人混血的后裔，但都认同葡萄牙国籍，以提高其社会地位。
有些不同的因素影响个人之承认和与某一群体的交往，这一现象用"情态族群性" 的概念来表示。对于个人某种形势的日益变化，他们可能表现和隐藏其族群认同的行为。此外，生活圈的不同，对族群性将有高和低的感觉。时间也会影响族群的认同和交往（某族群活动是一星期，月或一年举行一次）。有关都市族群性研究中的一个问题是不讨论影响这些现象关联的因素。
另一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原地区存在的文化差异的多样性的程度。甘斯就注意到美国的意大利人，地区性的差异引起语言、服装、饮食的差异，甚至来自意大利不同省之间还产生的敌意，可在美国这一边形成了合并的意大利美国人的文化。这种合并是一种扩大分类的结果，这在具有同样语言的食物的小文化中以存在，合并方导致人口的均衡和经济政治的机会。但中国移民一般较少发生合并，不仅台湾、香港、大陆移民是分离的，就是大陆不同族群和地区的移民仍维持各自的认同。如"福建人"、"台山人"、"温州人"在唐人街是分得很清楚的。现在有些政治家，认为分散对华人的政治地位不利，主张华人联合起来以提升华人的地位、破除歧视华人的政策。
在非洲的研究中，艾丹·索撒尔称之为"超部落主义"，而科恩等人称之为混合（Incorporation）。即在文化某些方面有相似性的，如语言，继嗣系统，都被利用产生一种由利益集团组织起来的群体。
对这种混合过程研究最有成就者之一是帕盾, 他研究尼日利亚 Kano城市中的族群的历史发展，他提到大范围混合成一个单位的过程并不与原部落相等，这一过程从相互独立群体的交往开始，最后构成有相似价值观的一个团体，这种新的稳定的群体产生了与其他群体分划的机制。
上面论述了族群与文化的关系，但是族群涉及的面很广，因而当代都市人类学还有许多其它重要课题。其一是研究族群和社会阶级的关系，这两种因素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是社会科学的中心。族群是有边界的单位，在都市社会中形成边界，实际上他们已成为次文化单位。然而来自源文化时这一群体生活方式的影响仍然公开的问题。生活方式的差异的根源在哪儿？为什么是组织化的冲突，而不是阶级基础。在族群的特征受其文化源的影响外，事实上还受其他结构特征的影响，尤其是群体的经济条件。
其二是研究族群与职业的相关。因为我们强调族群的经济和政治功能，从一定程度上说族群形成了特定的经济行业, 两者之间有紧密的关系。在中国、东南亚，拉丁美洲和北美的文献中有这一方向，这两者都市组织基础是可分的。 垄断某一经济行当的族群和这些族群阶级中的同质性也值得注意，族群中的不同阶级保持独立性。另三类关系也存在。非洲的城市中新的官僚精英不愿意与原族群联合，以减少反对党的压力。
其三是族群与族群性的研究。都市民族性，对族群构成和边界维持很重要，这个过程的一般模式如下：来自不同内域地区部落甚至不同国家，人民迁移到都市中心，他们开始在很高程度上社会交往是基于共同的原文化。一旦他们有了足够的人数就会从城市中其他群体中分裂出来形成另一群体。因为城市机会结构的本质、或反其他群体的歧视，或者限于合适经济机会。运用个人的网络获得工作或发展企业导致这一群体成员本身建立起相同的经济行业。社会经济地位的相似性维持和促成他们交往的模式。个人通过符号和制度与族群认同的现象相关的和有着同样的趋势，仍有许多问题影响这一过程。
作为一个族群的成员和运用民族性作认同的尺度并不相同。感觉族群认同和族群性是一回事，而作为团体的一部分成为城市结构重要的要素是另一回事。人们族群的认同随时有长有落。诸如假日或多到外部力量的恐吓等事件都可能增加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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