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内部，共同的宗教信仰是一种强大的文化聚合力，如藏族和回族；在族群之间，不同的宗教信仰也是强化我群(self-group)和他群(others-group)的区分力量。如果不同的族群有着同一宗教，这种共同的信仰可能会成为促使族群相互认同的潜在动力。如临夏回族自治州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东乡族、撒拉族之间保持互相通婚，而禁止与非伊斯兰教的民族通婚。"宗教是文化中真正能够持久的基质，它同本族的民族意识紧密结合为一。同时，宗教在人们之间造成的认同和歧视更为剧烈，而且排斥性更强。"
尽管共同的历史渊源和相似的文化特质是族群认同的要素，但在实际中，认同并非完全在这些客观要素上成正比等量地发生。因为存在这样的情况："只要任何一方发现维持和建立民族界线于己方有利，哪怕轻微的口音基至细小的举止都可能被用作族群标志。" 也就是说正是族群认同强化了文化的差异，而不是文化因素真有这么大的差别。通过这一点，也可以发现族群认同并不仅仅依存于诸多文化要素，如海外华人自认为是"中国人"，他们的后代许多尽管并不会讲汉语，也不奉行中国的民间信仰，但他们依然认同中国文化，认同中国人。族群认同不仅是族群成员对族群文化的接纳而且还是他们主观心理归属的反映。因此，吴燕和先生认为文化在族群认同的图式中有时是虚幻的。 王明珂先生也认为一个族群共同的历史记忆并非是历史事实。
家庭、亲属、宗族的认同也会影响到族群的认同。费孝通先生讲过中国人的"差序格局"，认同也是从自己逐渐向外推。父母、亲戚、本家、本乡人对个人的认同是影响很大的。本书中有几篇文章探讨了客家宗族的互动，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族群下次级群体的活动。
3、族群认同的层次
族群认同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如前面提及的客家人即以方言为主要认同标准。只要需要，任何族群特征都会形成不同的认同形式：情感归属、社会分层、政治组织、价值体系、行为规范等等。认同形式的多样性加上族群是在一个较大的社会文化体系下建立的，共同促成了族群认同层次的产生。某一特定族群的成员，根据其所生存的族内和族际环境，而以自我为中心在不同的层次上选择其认同。这种层次可以反映出感情的亲疏和归宿。如我们对澳门族群认同的层次，其顺序是：中国人、澳门人、（见周大鸣、孙九霞文）
对于家庭、宗族、邻里、社区、族群、国家等的认同，可作多项的选择，其次序并非是固定的，而是依具体场景而定。认同因而具有不确定性，人们为了功利的目的，会暂时"趋同"，如为了套近乎，会说"我们是老乡"，尽管并不是。每一层次上又存有地域、职业、姓氏等不同的认同形式。不同的层次和形式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人们族群认同的多重性。笔者认为较高层次的认同较弱且会混乱。在现实中，不乏多重认同的例子，如"海外华人的认同，既有所谓对祖国的历史认同与对中国的民族主义的认同，又有社区认同与对所在国的国家认同或政治认同；此外，还有所谓文化的认同与种族的认同等等。" 顾定国（Guldin）在族群的研究中对认同的这种层次性描绘得更加清晰，他认为认同的最基础是阶级、亲属关系、村落，接着是本地(镇、县、市)，方言社区，省或区域，最高层次是什么人(people)，然后是社会的或民族的大区域(如西南、西北)。
4、族群认同的根基论和情境论
70-80年代关于族群认同的理论可以分为两派，一为根基论（Primordialists）（又译为原生论），一为情境论（Circumstantialists）或工具论（Instumentalists）。根基论认为族群认同主要来自于天赋或根基性的情感联系。格尔兹指出这种根基性的情感来自亲属传承的既定资赋。一个人生长在一个群体中获得了一些既定的血缘、语言、宗教、习俗，因此他与群体其他成员由于这种根基性的联系凝聚在一起。但是，根基论者并不强调生物遗传造成族群，也不是以客观文化特征定义族群。相反，他们注重主观的文化因素，认为造成族群的血统传承，只是文化解释的传承。如一个人从出生的家庭和社区中获得一些非自我能选择的"既定资赋"--语言、宗教、族源信仰等等。但一个中国人自称是"炎黄子孙"，并非说他真的是炎帝、黄帝的后代，而是他主观上认为如此。如一个现代大城市长大的蒙古族人不会说蒙语可仍然是蒙古族。
情境论者（Circumstantialists）或工具论者（Instumentalists）强调族群认同的多重性，以及随情境（工具利益）变化的特征。这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常见的，如一个香港的上海人，可能自称上海人、香港人、汉人、中国人；每一个自称都让他与一群人结为一个族群。但用什么自称，要视场合来定。原则上，当我们与人交往时，会用最小的共同认同来增加彼此最大的凝聚。如这个人在美国遇到香港上海老乡时，若说"我们都是中国人"，这就见外了。说"我们都是香港人的上海人"，这时两人间的距离才可拉得最近。如果换一个场所，同时有香港人、台湾人、大陆人在场，说"我们都是中国人"便能恰当的拉近彼此的距离。在澳门回归以前，一些大陆的移民想方设法申请葡萄牙籍，认同葡萄牙文化，但葡萄牙人失势以后就转而认同中国文化了。语言的使用也会随场合的变化而变化。
近来，一些权威学者把两派理论综合起来，如Keyes 和Bentley 等学者就认为只有在可行的根基认同与可见的工具利益汇合时，族群认同才会产生。斯蒂文o郝瑞认为族群情感与工具因素尽管同时并存，但事实上在不同情况下，两者发挥的作用不同。在中国，即是如此。一方面，国家介入民族识别，通过法令将官方认定的民族成为永久性的范畴；另一方面，工具论的利益只要符合国家的政策，也会在某一民族范畴中持续下去。（斯蒂文o郝瑞2000页27）
(五)、移民与族群认同
族群的形成与移民有密切的关系。类型不同的文化、相互隔离的单一族群从独立存在进入交融和渗透状态，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移民。尤其在现代社会，战争、殖民活动越来越少，强迫同化而形成的族群已不多见，移民成了形成新族群的首要原因。移民客观上也促进了文化的交融，号称"民族大熔炉"的美国，从1620年第一批英国清教徒抵达北美，便揭开了美国移民史的序幕。此后，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便聚集在美国这个大熔炉里，他们带来的不同背景的各种文化相互撞击、汇合而形成了无数新的族群：美籍墨西哥人、美籍古巴人、美籍华人、美籍日本人、美籍柬埔寨人、美籍印度人、美籍阿拉伯人等等 。
其实，移民是形成族群的主要原因不仅在美国这个移民国家是明显的，就是在其他文明古国中族群的形成也离不开人口的迁移。中国是个多民族、多族群的国家，这与历史上无数次的人口迁移不无关系，费孝通先生认为现今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 这种你我来往的接触融合过程，就是通过移民形成新族群的过程。在我国历史上，移民相当频繁，许多族群至今仍有迁移的痕迹，"东北
人大多来自山东、河北，台湾人大多迁自大陆。各地人对自己的来历还有颇为神奇的说法：北京、河北人说来自山西洪洞县大槐树，四川人说来自湖北麻城或江西麻城，客家人说自己来自福建宁化石壁寨，苏北人说祖先迁自苏州闾门外，……" 在移民迁徙的过程中，传播了文化，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加强了族际的交往。中华文化源源流长与移民负载文化传播移动是分不开的，如客家族群和客家方言（客家话）的产生就是典型的移民产物。
不仅历史上如此，移民的过程至今亦未停息过。在社会物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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