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cursive）和经过粉饰的暴力，持续的对人们的心智构成损害，瓦解和削弱人们找寻连续性和意义的能力，如果这种暴力普遍深入和持续下去，它的影响就会超过个人伤害的层次，从而把原本关系紧张的集体记忆和官方历史的结合起来。例如，种族隔离的南非独裁主义的统治在形塑周围大量的沉默和谎言的基础上构建了集体记忆，有时甚至妨碍个人在历史中定位自身的能力。作者尖锐的指出，当身体和物质上的暴力抹去了受害者的历史，并建立否认加害者自身过失的人为的历史之时，恰是暴力和沉默相互共谋之刻。这种暴力和沉默之间系统的共谋，在南非是显而易见的。但作者同时也指出，这种共谋不会完全取得成功。因为记忆，特别是个人历史角色的口述记忆和证据提供了挖掘了这些沉默的方式。索韦托起义的例证表明个人积极地与集体和官方记忆“交战”，毕竟，在沉默和谎言的周围构建的集体记忆和由个人的暴力经历所形成的个人记忆具有相同的独裁统治的情境。因此，尽管这种共谋会损害个人进行历史思考的能力，“个人的细节”（Human detail）通常看起来是不重要的，个人的行动是不合逻辑和琐碎的，但是，作者认为，这是软的一方面，个人单独的讲述和写作不管怎么细小，也构成了个人记忆的里程碑。在讲述现在或过去的瞬间，个人与集体记忆和公共记忆抗衡。个人不但生活在他周遭的世界中，而且也与这个世界互动，个人历史意向的表述会“修改、转化甚至重建公共记忆，尽管他们受到了伤害。”
海伦娜为我们在个人的历史思考能力遭到损害的情况下开掘个人记忆和个人叙述提供了途径，但是这些细小的东西被挖掘出来以后，跟大的国家事件到底是什么关系呢？这也是我们通常讲的“大”和“小”的关系。阿姆斯壮（Armstrong，Karen.，2000）在《记忆和模糊：芬兰的个人和集体记忆》一文中使用叙述的方法考察了个人经历和国家事件的复杂关系，及个人记忆是怎样成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的。在1939年到1944年间，芬兰和苏联发生了两次战争，1939至1940年间的“冬季战争”和后来的1941至1944年间的战争。当苏联
军队穿过芬兰东部边境进入到属于芬兰的卡累利阿地区时，这个地区的人口开始往芬兰中部撤退。战争的结果是卡累利阿和芬兰的一些其他地区成为了苏联的一个自治共和国。战争的另一个后果是国家要重新安置这些撤退的卡累利阿人，因此战争和重新定居（移民）成为20世纪芬兰历史的重要事件，引起还活着的当事人的共鸣。作者通过对一个叫托马斯（Thomas Rantalainen）的卡累利阿人家庭的后代所编写的文集和个人
通信的研究，展示了这些60年前所写的信的内容和现在仍在讨论的芬兰的历史是怎样相关的。在这些通信的叙述实践中，有两个基本主题，即战争和家庭生活，个人自身通过叙述的使用，把个人经历融入到共同体中。作者采用了本尼迪克特（Benedict）把国家当成是“想象的共同体”的观点，作者认为，个人的感知虽以当地世界为基础，但有时也会与更大的共同体联系起来。在叙述的过程中，个人经历会与芬兰历史中特定的事件的集体经历联结起来。这些联结通过个人在叙述时使用“我们这个群体”（group－We）时可以得到发现。而“我们”实际就是想象的共同体。作者分析的这些信件和日记摘录详细地表明了何时和怎样个人会转变成“我们”。作者引述瓦勒热（Valerio Valeri）的观点，认为我们实际上在以不同的方式在使用着过去，既有聚合关系（指很多个彼此重复且相连的单位，每一个单位都是一个相对较简单的单元），也有组合关系（性质不同的单元组成）。作者提到的这些信件具有把“组合关系的事件当作事件，把事件当成是（个人）直接经历的倾向”（syntagmatic－relating events as events and events as direct experiences）。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故事聚合成基本的原则，定义人们怎样行为。这些信件表明过去和现在的关系是可以类推的，类推和复制（analogy and replication）的逻辑既在文本的叙述实践中得到体现，也在后代对这些信件的解释中得到体现。
作者认为，在个人经历和国家事件之间的关系之间存在着一种“模糊”和不确定性。尽管不是每一个芬兰人都分享同样的政治观点，但是人们知道特定的政治符码（code）的指向。战争时期提供了一个相同的历史时间框架让人们讨论过去和现在。在1997年芬兰独立80周年庆典时放映的记录片也涉及到这场战争，但是媒体只是大量的展现史实，而不进行评论。作者进一步指出，过去的故事、家史、建筑遗址和关于战争的国家的社会记忆的创造等等给人们以场所和工具对他们所选择的零零星星的过去进行重写，通过这种方式，人们把过去带到现在，通过谈论历史，他们描绘未来，建立自己的文化。对这个家庭的通信的研究表明过去和现在的关系不仅仅是一个前后相继的关系，通过对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家庭的比较，在通过回到过去从而思考现在这一点上，逻辑是一样的。
阿姆斯壮还在方法论上有所创新，他指出，对欧洲的人类学家而言，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不会存在真正的对话，因为这些研究者不会进入到对社会领域进行多重解释的过程中，而对共同体、爱国精神和卡累利阿的连续性的争论进行考察实际上找到了一个解决的办法。因为通过个人的叙述、
电视记录片、公共
演讲、报刊文章和人们怎样谈论他们自身，这些争论会在社会中折射出来。
阿斯曼（Jan Assmann，1992）在其《文化的记忆》一书中从另外的角度探讨了重大事件与个人经历的关系。作者关注是犹太集中营的大屠杀（Holocaust）事件，分析了从个人记忆到集体记忆，再通过沟通和分享的过程，最后形成一种具备较普遍而清晰形式的文化记忆，其基本过程可以概括为个人记忆——集体记忆——沟通记忆——文化记忆。需要指出的是，他这里集体记忆的用法与一般不同，指的是集中营里的经验虽是许多受难者共同的经验，但却没有与外人甚至是自己的子女分享。然而，如果从一般的意义上讲，集体记忆不仅仅是书中所论述的一群人有过共同经历却没有过沟通的过程，因此上述过程可以似乎改为个人记忆——沟通记忆——集体记忆。
另外，刘新的论文《为了忘却的记忆》也涉及了历史事件怎样在一些亲身经历其中的农民身上被记忆与再现，日常生活中的记忆与某事件的记忆有何关系，政治权力如何介入，不同版本的记忆的争论关系等问题。刘新指出，新生的共产党政权试图将官方历史带入农民生活中，或者说將地方的事件纳入国家叙述中，比如纳入关于“万恶的旧社会”的形象建立中，这就连带地改变了乡村中农民记忆习惯的运作，产生了一种个人经验与更广程度的泄愤情绪相关联的新模式，比如吐苦水的行为。由于这种模式，因此許多农民的故事中都谈到自己的妻子生病、向地主借钱等不好经验，即把一些本来没有事件化的普遍情形给事件化了。但是，问题在于，建立“万恶的旧社会”和建立“美好的新社会”是同步进行的，忆苦和思甜也是连带的。这样一来，为什么痛苦经验被事件化，而快乐经验则没有呢？这是需要进行说明的问题。而且，吐苦水的行为是不是某种心理过程的结果也未可知。
在社会记忆的研究中，关于重大事件造成的创伤记忆（memories of tra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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