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的形成中扮演了关键角色。第三，文化因素对声誉的影响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方式是，文化因素区别于个人才能，某些偶然因素和意外事件有时会极大的推进个人的声誉，比如意识形态对艺术家艺术生命的影响；另一种方式是，以布迪厄为代表的文化理论家关注于品位的建构特性，声誉依赖于获得声望的斗争和所采取的文化立场。第四，关注声誉怎样对广阔的叙事和文化形式作出回应。声誉理论家认为我们过于夸大了它们的优缺点。施瓦兹（1991，1996a）的研究分析了林肯的形象怎样从平易近人变成了遥不可及的威严形象，同时，他也指出，尽管华盛顿的形象保持了其核心的连续性，但是他的声誉的延展性却是和美国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的需求紧密相连的。
杰弗里和罗宾斯（1998）还分析了另一个研究记忆的动力学——科学和知识社会学，他们指出，既然调查不能提供足够的信息反映出为什么特定类型的知识被记住了，科学知识社会学极大关注的就是忘却问题。库恩［10］（Kuhn M.）认为知识的记忆和忘却依赖于范式的规定，常规科学不断地累积范式，而不同范式之间是不可通约的，不能比较的。甘斯（Gans，1992）和索罗金（Sorokin，1956）［11］都指出范式的知识也不是累积的，年轻的研究者会重复早期的实践者的发现，Gans把这一过程称为“社会学的健忘症”（sociological amnesia），他把它归因于制度的因素，包括学术奖励的结构、科学研究过程的神话和对科学中无意识的剽窃的惩罚的缺乏。默顿（Merton R.，1985，1965）［12］讨论了科学家是怎样倾向于忘却他们的思想来源的过程。一些研究还分析了声誉和范式转变的关系和紧密程度，利文（Levine，1995）［13］，指出学科有其自身的集体记忆并维持其认同，尽管范式发生了转变，但理论留下了认知的内核，成为“保留
节目”而获得了持久地位。泰勒 （1996）［14］， 指出，这是一个政治过程，某种思想被强权群体所
宣传，从而也比其他的更容易被大众记住。
应该说，杰弗里和罗宾斯对社会记忆理论进行了很好的梳理，但是其评述后现代的色彩过于浓厚，比如对解构的强调等。与这两个人不同，坎斯特纳（2002）似乎更强调不同行动主体间的协商、共谋和建构过程。在《在记忆中寻找意义：集体记忆研究方法批评》一文中坎斯特纳指出人文学科中记忆研究的兴起，要归功于文化历史的复兴，但是在集体记忆研究的过程中并没有出现重大的概念和方法上的推进。大部分集体记忆的研究关注于在特定的历史、地理和
媒体的情境下特定或细节事件的表述，而没有能够对“尚处在争论中的表述”的受众（观众）有所反映。因此，大量的看待过去和现在的历史文化的视角不能最终和特定的社会群体和他们的历史意识联系起来。这种方法论上的问题由于心理学上的隐喻和神经学上术语的使用而不断加深，这一做法把集体记忆的社会动力机制（动力学）看成是个人的、自传的记忆的扩展和结果，这显然是误导。而通过把表述的特定策略情境化（置于社会背景中），把表述的事实和接受的事实联系起来，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方法的缺点。作者主张，集体记忆的历史应该看做一个文化生产和消费的复杂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要考虑到文化传统的持续性、记忆生产者的灵活性和记忆消费者（受众）的破坏性（颠覆性）。这三个历史主体的协商或妥协，建立了在记忆政治的竞争场域的游戏规则，对这些协商和妥协过程的关注，使我们可以把大部分失败的集体记忆的建构和极少数成功的例子区别开来［15］。为此目的，集体记忆研究应该采用交流沟通和媒体研究的方法，特别是考虑到媒体的受众，并使用从编史学到后结构主义［16］的各种解释工具。作者认为，从集体记忆研究的视角来看，这两个传统在分析历史文化上是紧密相关的和互利互惠的，而不是相互排斥的。
实际上有关不同历史主体之间的妥协竞争和媒体研究的问题，在文学和影视界已经有过研究，陈晓云（2000）在《革命记忆与爱情呈现——论中国当代电影的一个基本主题》指出革命与爱情的双重变奏，是中国当代电影的一个基本主题。这一主题在不同社会文化语境下的不同呈现，是主流意识形态、导演创作观念与观众接受心理“共谋”的产物。
以上关于社会记忆理论和方法的回顾，基本上反映了正在进行的大量的社会记忆实证研究和人类学田野研究的实践，这可以透过对记忆的政治、战争记忆、国家认同、暴力等主题的分析得到说明。[NextPage]
五、当下的社会记忆研究
尽管社会记忆的相关研究非常丰富，但国家认同却是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之一。温菲尔德（Wingfield，Nancy M.，2000）在《记忆的政治：1945年到1948年间捷克国家认同的建立》一文中指出，二战后捷克斯洛伐克驱逐德国人的过程，同时也是把他们从捷克人意识中清除的过程。他分析道，为了在战后形成国家记忆，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精英和其他地方的政治精英一样，致力于建立一种令人信服的大众叙事，把“可以接受”的过去的和战后的国家重建联系起来。他们试图操纵人们分享的经验和持有的想法，同时建立集体记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干部一方面使用“
组织化的社会忘却”（socially organized forgetting），比如排除、镇压和抑制，另一方面使用“组织化的社会记忆”（socially organized remembering），比如精致的创造、强调和意识基础的普及。
政府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建立新的“纯粹”的战后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具体的做法是排除德国人在历史上的贡献，夸大自己的作用。作者进一步指出，虽然共产党人确立了战后民族历史的形象，但是，由于战后时代社会组织化的忘却和记忆使得近来的历史变得错综复杂，当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主义国家的宏大叙事让位于多样化的声音和视角的时候，文化的原本（scripts）成为1989年东欧剧变后捷克斯洛伐克政治论争的主题（对象）。捷克和斯洛伐克人在1989年以后取消了很多50年以来的象征符号，包括公共场所无所不在的红星、铁锤和镰刀，尽管如此，共产主义统治的象征符号的阴影成为值得注意的历史的遗产。在现在已经分成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两个国家的历史中，整合这些相互冲突的解释，共产主义的和非共产党主义的，非捷克的和非斯洛伐克的，已经被证明是困难的。当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重新解释他们的民族历史时，不同主张的之间的协商将会困难重重。
在社会记忆与国家认同的分析中，不仅国家政权和政治精英的操纵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和历史遗产，而且国家所使用的暴力也是很关键的因素。海伦娜（Pohlandt－McCormick，Helena，2000）在《“我看见了梦魇……”：暴力和记忆的建构》一文中以南非的索韦托起义为例分析了暴力的经历、记忆和历史的创造的关系。作者指出，国家统治的暴力经历和残忍的国家政策（比如种族隔离政策）在社会中造成的后果，已经成为南非历史记忆的本质要素，它的影响（对身体和心智的伤害和物质上的破坏）和与之相伴随的保密、谎言和沉默，危及个人思考历史的基本能力，对集体的公共的历史构成了极大的影响。作者认为，在对个人身体构成实质性的伤害的暴力经历之外存在着一种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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