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迪厄的实践社会学的出现并不偶然。它是对过去形式主义历史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批评。他要求从认识实践出发，一反过去从理论前提出发的认识方法。他又要求从微观研究的人类学出发，一反过去的宏观认识方法（从马克思、韦伯下来，包括在20世纪美国的历史社会学，从Barrington Moore 到Charles Tilly ，再到Theda Skocpol和Michael Mann，全是宏观的研究）。他试图超越形式主义中的主观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的客观主义之间的长期分歧，以及形式主义的意志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间的分歧。从实践出发，他主张同时照顾到象征和物质因素（例如他的象征资本symbolic capital概念）,以及主体与结构（例如他的习惯倾向habitus概念，在倾向predisposition之上另有抉择）。
我们应把布迪厄的实践社会学与经验主义清楚地区别开来：他要求探索"实践的逻辑"，从实践中拧出它的（常常是未经明确表达的）逻辑，由此提炼出抽象的理论概念，而绝对不是纯粹经验研究的累积。
但是，布迪厄本人并没有成功地把他的设想付之于自己的研究实践。在布氏自己关于Kabylia社区的实地调查研究中，他只不过梳理出了该社区在象征领域的一些结构性的构造，其写作的结果是横切面的结构性分析，并没有能够关注到纵向跨时间的历史实践过程和变化。其实，他的理论概念中最贴切的分析是他对（自己的）法国社会中、高层社会阶层的分析，对其中的“象征资本”、微妙的社会区分(distinctions)、以及阶级习惯倾向写得入木三分。但这些也主要是横切面的静态分析而不是跨时间过程的动态分析。
我个人认为费孝通那样的研究要比布本人的研究更接近于布的设想。首先，他对开弦弓(江村)的研究非常贴近实际而又能从中提出高层次的概念。譬如，他一开始就根据农民的生产实践而把农村经济看作是由种植业和手工业共同组成的结合体。这个概念看似简单却十分中肯。当时的许多农村研究只关注种植业，也因此忽略了农村经济的一个主要问题和潜能。正是手工业领域才真正显出了当时世界经济大衰落对农村的影响，也正是手工业才具备后来乡村工业化的潜能。
费孝通的实地研究之所以能够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布迪厄实践社会学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历史变化本身。江村在后来的60年中经历了根本性的“转型"变迁。这是任何一种现存西方经典理论都不能包涵的变迁，它使得过程性的历史分析成为必要。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构的持续接触、交锋、汇合是不能以任何单一性结构来理解的。正是这样的历史情境迫使我们去采取另一种认识方法来理解问题。要把握这一变化，也只有从实际的历史实践过程出发才有可能形成新的分析概念。费孝通的乡村工业化概念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另外，正因为他的研究贴近人民生活实践的多面性，他才能不仅照顾到客观现象（譬如水稻生产）也照顾到主观现象（例如农民对待“科学和魔术”的态度），不仅析述了阶级和亲族的结构也析述了个人意志和抉择（例如江村的治理）。
其实费孝通那样的研究从广义上来说正在学术上体现了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所形成的认识和调查研究方法。正是因为中国知识分子长期脱离农村，缺乏对农村的确切的认识，迫使现代的知识分子要深入一个个村庄认识农村。正是因为在革命过程之中中国共产党别无选择地要依赖农民的支持来与国内外敌人作斗争，才迫使共产党必须准确地掌握农村的实际状况，从而寻找出一条行之有效的动员农民的行动路线。也正是在这种必要之下形成了世界上最最重视社区田野调查的社会科学传统。在国外，只有人类学才用这样的认识方法，而它主要用于对其他民族的研究，一般不会使用于本国的社会。但是在中国，深入现场调查研究则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研究方法，不仅在人类学-社会学领域，就是在历史学、经济学、法律学和政治学也常常如此。时至今日，国内各个社会科学领域的不少同人仍旧会带领学生去做田野调查。这是唯有在中国的社会科学领域才能看到的现象。即使是在改革和面向西方的今天，中国的社会科学家们仍然在有意无意中体现出现代中国革命所遗留下来的认识传统。
这种认识方法和西方现代人类学方法的不约而同产生于两者的一个基本共同点。现代人类学之所以要用“参与者的观察"的认识方法，是因为它知道要了解一个和自己社会完全不同的社会，我们不可以只依赖宏观分析和数据，否则就会在不知不觉之中运用那些自以为是无须检验的“真理"和“前提”，从而完全曲解了我们要了解的另一个社会。我们需要首先深入那个社会，了解它的不同的组织逻辑和社会成员的心态，也就是先在“感性认识”方面下工夫，然后才有可能把认识提高到分析概念层面。中国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经历的认识基础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参与式调查。我们甚至可以说，唯有在中国的现代史中才能看到西方人类学的认识方法被成功地当作革命战略而运用于全社会。
但光是经验性的调查研究是不够的。中国革命之所以取得胜利不仅是因为对一个个村庄的深入调查，而是因为在相当程度上成功地结合了参与者调查的方法和对社会历史的宏观分析。(当然，其中也有许多由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歪曲实际的例子。)同样地，布迪厄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能从人类学的认识方法中提炼出强而有力的对全社会的宏观分析概念。
但布迪厄是既成功也失败的。他自己对Kabylia的社区研究并没有能够超越其他人类学著作的局限。而费孝通的著作则能在深入的微观调查的基础之上提炼出跨时间的历史实践演变过程以及强有力的宏观概念，并在其后获得被实践检验的机会。
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和理论4
韦伯的宏观的跨社会、跨时期分析的焦点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文明。至于他对非资本主义的一些分析，则主要是用来作为对照和陪衬的，以凸现资本主义的特征。马克思也同样。他们的长处在于结构性的分析，通过与其他类型文明的比较，点出一些资本主义特有的组织性逻辑（例如资本家对无产阶级剩余价值的剥削；现代理性在政权、法律以及经济中的体现）。
理论界一个常用的手段是通过抽象化和理念化的理想模型（ideal－types）的建构来显示一个整合了的系统的内在联系与逻辑(例如韦伯的现代理性官僚制度及其一系列的特征：专职化、专业化、以职位而不是以人为主，等等)。韦伯虽然也提到不同于他的理想模型的历史现象——例如他对中国历史上实际的政权组织进行分析时曾经引用自己的两个模型，世袭主义和官僚制度（世袭官僚制度，“patrimonial bureaucracy”）——认为对中国的实际要结合这两个理想模型来理解，对中国的法律也同样地要用实体性和理性(实体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一起来理解，但他并没有充分阐明这两个很具启发性的念头。他的主要的理论分析在于第一种方法，即把中国等同于世袭主义政权的抽象模式和实体主义法律的抽象模式。批评他的后现代主义者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