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中国进入了以工农大众维权抗争的社会冲突多发期，劳资冲突及农地冲突有可能成为最主要形式。
随着国有企业改制的推进，传统意义上的工人将逐渐转变成为雇佣工人，尽管他们同那些失业待岗的工人在一定的时期内会采取多种形式的反抗，但却是大势已去，无可奈何。因此，工人的维权抗争的主体将转变为包括农民工在内的雇佣劳动与资本方之间的冲突。而在农村，随着税费改革的推进，地方政府及强势资本集团将把目前农村最有价值的土地资源作为掠夺的主要目标，农地冲突将会持续很长一个时期，失地失业的农民将成为全社会的焦点问题。
第二，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工人、农民及下层知识分子有可能实现联合，以对抗处于社会主导地位的精英联盟。取决于如下因素：
1．底层群体对身份共同性的认同。与许多国家不同，中国社会的弱势群体不仅仅是老、病、残，而且是生活贫困和在就业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工人和农民群体。一般认为，目前的工人和农民虽然有共同的社会地位和利益，但他们很难成为完全独立的社会行动力量。他们的联合甚至需要借助于参与到社会其它群体的共同行动中。但这并不是说，他们就不能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他们中就没有动员组织力量。目前在工人和农民这些底层群体之间有一个人数十分巨大、具有一定的社会关联及组织动员能力的社会群体，这就是复员退伍军人。这是一个十分独特的社会群体，仅生活在农村的就有2100多万人。在目前许多农民减负组织或土地维权组织中，这些人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南方某些地区，复退军人已开始利用这一独特的身份进行联合性的社会动员。如湖南一些地区的复退军人就发起成立了一个号称有十多万人的“反腐部队”，它的主要成员是下岗工人和贫困的农民及下层知识分子，宣称实现了“工农联盟”。
2．大众联合的话语体系是否有效。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体要进行联合行动，需要有适合他们进行社会动员的话语体系，认识到他们共同的处境是他们采取联合行动的重要前提。就目前中国的情况来看，“反腐败”正在成为一个社会动员话语。在过去已发生或正在发生的社会冲突中，工人和农民提出的要求基本上都有“反腐败”的内容。在部分工人和农民看来，他们生活困境的根源就是“腐败”，而要改变处境就需要团结起来反对他们共同的敌人—“腐败分子”。他们对现行体制中的腐败现象不满，但对未来社会并没有明确的预期，只是希望通过反腐败来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
第三，要防止底层大众联合与精英联盟的冲突造成革命性的颠覆，需要重构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并建立公正的宪政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