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终于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种景象。近十年的维权活动中，农民以自身的力量在影响执政者，并以自身的行为在教育知识精英们。当一些先锋知识分子举起所谓“新民权行动”的旗帜、高呼宪政、民主和民权的时候，中国的农民早已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在抗争。这说明，中国民众社会的田野经验和田野智慧具有巨大张力，这种张力发自民众社会最为现实的生存需要。广大农民正是根据自己的生存经验和生存智慧，用自己特有的行为方式，来抵制那些与当权者结合在一起的知识精英的话语权。这种抵制的意义是绝不可以轻视的，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或影响到中国社会的走向。正是这种抵制，让许多知识精英深刻地意识到，农民维权活动是中国民主和法制运动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对于中国市民社会的兴起具有积极的意义。只有那些民众从自身的生存状况产生的社会行动，才能有长久的生命力；而在书斋里设计出来的任何社会模式或发展计划，在农民不屈服的维权活动面前都显得幼稚可笑。
其四，农民维权活动也在改造农民自身，他们从以法维权中获得了政治体验，培养了其领导人的政治智慧，同时也在提升农民整体的政治诉求。农民从“依法抗争”到“以法抗争”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在“依法抗争”阶段，主要是“议题式维权”，就已发生的具体事件提出单一的维权诉求。到了“以法抗争”阶段，农民进行的是“法定式维权”，不再以具体事件为依托，而是以“法定权益”标准来衡量所遭遇到的一切处境。法定权利是他们行动的基本框架。他们的行动也更具理性和克制，“超越暴力”成为那些具有明确组织性的维权农民的一个重要目标和特征。可以说，从早几年的暴力维权，到近年来的理性维权，是中国农民权利意识日益高涨的一个重要标志。
然而，尽管农民的诉求均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他们的行为并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在很多场合，农民的理性抗争并不能唤起执政者的认同。正是这种公民权利意识的高涨与执政者对公民权利的无视状况才导致各种社会冲突的增加。这些冲突，有可能促进中国社会的进步，也完全可能成为社会动荡的根源。
更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在维权活动受挫后表现出来的群体意识的觉醒。农民维权活动虽然并不具有十分明确的意识形态意义，但并不是说他们没有从农民这一社会群体来认识和理解自身的命运。他们在努力将抗争的目标从“法定权益”引向人类普遍尊重的基本人权。那些提出“解放现代农奴”口号的维权农民就是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而从争取法定权益到立法权利的抗争也将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可以预见，从“以法抗争”到“依法参政”将成为他们维权的下一个目标。这些都将改变中国基层政治的性质。
[NextPage]对未来中国社会冲突的预测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