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征二，广大工人和农民因为贫穷被排斥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之外，边缘化程度不断加强，成为社会弱势群体。特别是被大部分知识精英遗弃的工农处于无意识和无组织状况，其生存条件和正当利益得不到正常表达，出现了工农的“失语症”并表现为群体无组织的“散沙状”。
特征三，这种二元社会的排斥性体制具有刚性稳定。处于强势的社会核心组织边界封闭功能强大，而处于弱势的边缘群体则不具有整体向核心集团融入的能力。而且，这种状况并不会因经济发展而得到改善。恰恰相反，经济的发展只会为强势的核心组织提供更多的社会资源来加强其边界的排斥能力。一旦这种排斥体制的边界形成，工农的社会地位会进一步边缘化，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
这表明，在经济大发展的“太平盛世”，由于对社会公平缺乏应有的关注，出现了一个将工农边缘化的排斥性体制，社会冲突也有由此进入了一个以工农为主体的维权抗争阶段。据统计，全国范围的群体性事件1993年共8709宗，此后一直保持快速上升趋势，1999年总数超过32000宗，7年间增加了3倍。最近三年（2002-2004年）均保持在40000宗以上。这些事件的诱因基本上是由于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受到侵害，主体也大部分是工人和农民。
知识精英的争权活动是以较典型的社会运动形式表现出来的，是基于有关社会基本价值理念的统一诉求下进行的集体行动，它表现出一定的组织性和规模性。而工农的维权活动则是一种议题式的抗争活动，具体的事件与具体的诉求决定了它的多发性和分散性。工人农民一般不直接冲击社会核心理念，而是从传统的政治话语和法律框架内寻找维权的依据。
[NextPage]工人“以理维权”和农民“以法抗争”
目前工人和农民的维权抗争活动的特点是：工人“以理维权”的主题是经济权利及其相联系的民主管理权利，农民的“以法抗争”以土地争议为焦点。由于工人和农民这两大群体的社会地位和所面临的问题存在着一定的差别，他们在进行维权抗争活动时也就存在许多不同：
首先，维权抗争的依据不同。农民是“以法抗争”，工人则是“以理维权”。无论是为税费还是为土地，农民多以具体的国家法律和中央文件为依据，以全面落实“减轻农民负担”和“村民自治”作为诉求目标，认为他们所遇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