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公正经济”，其经济学的解释是这样的：市场经济的效率来源于市场机制所实现的生产要素配置优化，而要素配置的优化有赖于要素的自由流通，要素的自由流通又以利润率的平均化为前提，而利润率的平均化正是形式权利公正下公平竞争的结果。没有公正，就没有公平竞争。不公正的竞争中必然存在的超经济利益壁垒将使平均利润率无从实现，要素的自由流通和配置优化就无从谈起，有效调节社会分工的市场机制就无从建立，市场经济的效率就无法实现。
人类历史上的移民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和以色列均属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在社会公正方面的佼佼者，特别是美国，被公认为起点和过程公正的“典范”。在建国200多年中它既没有经历过德、俄、日等国所经历的那种统制经济的格局，也没有出现过无规则的“黑金政治”或经济无序化，市场经济早期出现的那种违反自由竞争原则的抢劫式的“资本原始积累”在美国也远没有象它的前宗主国英国以及葡、西、荷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活跃，这显然与美国较少承袭封建等级制的传统文化遗产有关。但如果仔细阅读历史，可知早期的北美殖民者也经历过一个“打破大锅饭”的过程。最初的清教徒殖民地，如“五月花号”船民建立的新普利茅斯（马萨诸塞的前身）等，在创立时为应付严峻的生存挑战，都组织成“共产”的殖民公社，不仅生产活动，甚至连炊事、缝纫等家务劳动也都是“集体化”的，其“大锅饭”的程度令人联想到我国“大跃进”时期的人民公社食堂制。然而，在危机渡过之后，“大锅饭”便面临解体。“已婚女子发牢骚，因为她们要为指派到她们家庭来的单身汉做饭、缝补；单身汉也埋怨，他们与女人们的丈夫一样辛苦劳动，但所得却更少（在‘按需分配’下有家口的男人要比单身汉分得多一些）。”所有的人都对吃“大锅饭”不满意，于是他们便通过会议表决，分田到户“单干”了。而由“新五月花公约”体现的契约公正与新教伦理，使殖民者在解散其公社时遵循了公平分家的原则，没有发生“掌勺者私占大锅饭”的现象。公社成员在“分家”后不仅享有基本权利的平等，而且得到的公社遗产也大体平均，这就为日后他们的各自发展提供了基本均等的机会13。北美殖民地社会正是在这种“起点平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竞争中的规则公平也正是由这种“起点平等”所奠定的。一直到今天，美国人仍然象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但没有任何迹表明这种环境妨碍了美国的经济效率。“五月花”时期的确做到了“公平”，但却没有效率，不得不进行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在迈向市场经济的我们目前还处在竞争的“起点”状态，类似于当年北美殖民者公社即将解体时的局面。显然，对于我们来说更加重要的也许是追求起点的公正，并将其推至过程的公正。舍掉起点和过程的公正只在结果的公正与否方面争来争去，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因为我们不存在什么“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的两难选择问题，公平与效率根本就不是一对矛盾，或者说，市场经济天生就是要求平等与社会公正的，效率与公正天生就是一致的。
回顾中国历史，令人十分遗憾，我们从来没有认真地追求过起点与过程的公正，甚至连对这一问题最浅显的理论认识都谈不到，更不要提平等与社会公正的思想发源了。两千多年来，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一直在争论着一个问题——是否“抑兼并”？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是否抑制贫富两极分化的趋势。一部分官员和学者（当时社会的精英）主张“不抑兼并”，认为国家应当放手让官僚权贵们兼并土地和人口，大量攫取私人财富，企图以此换取经济的繁荣。最典型的是北宋前期，“不务科敛，不抑兼并，曰：富者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缓急盗贼窃发，边境扰动，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14另一部分人则主张“抑兼并”，对官僚权贵的兼并行为给予一定的限制，强化中央政府的经济垄断。主张抑制兼并的代表人物就很多了：汉有贾谊、晁错、桑弘羊，唐有杨炎、刘晏，宋有范仲淹、王安石，明有张居正，清有龚自珍、魏源等。在历史上，实行前一种政策所形成的自由放任状态使得官僚权贵们得以大量聚敛财富，“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维之地”15的严重两极分化在汉代即已形成，并且成为两千年封建社会中最主要的也是最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前面说的北宋时期实行“不抑兼并”的政策，其结果是土地急剧地集中于大土地所有者手中，自耕农民迅速贫困化，从宋太宗时起整个社会就开始陷入“积贫积弱”的状态，致神宗时不得不进行王安石变法，以求自救。而实行后一种政策所形成的国家干预则严重束缚了民间经济的发展。汉武帝为筹措与匈奴的作战经费而实行的“算缗”、“告缗”政策，虽然暂时抑制了商人地主疯狂的兼并势头，但“矫枉过正”的做法也造成“中家以上大率破”16，严重地破坏了商品货币经济的正常发展，西汉由此一蹶不振。明朝中期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之后发生的“矿监税使”事件是更加典型的案例。是时古老的中国文明因受变态的封建政治制度形态（主要表现为皇权专制制度而不是一般的中央集权制度）和经济封闭式循环的双重影响而根深蒂固。在中国历史上，当这种文明在达到其顶峰（唐中期）以后，便在相对稳定的状态下缓慢沉降，而新的文明趋势却没有出现。在明中期江南的一些市镇，曾出现过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生产＋雇佣关系），但它刚刚出现，便面临着强大的封建皇权专制制度的威胁，毫无生存、发展的希望。当时的封建经济治者，头脑中仍带有顽固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思想烙印，他们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视为洪水猛兽，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所采取的手段，是通过“矿监税使”对商人和手工业者实行强盗式的掠夺。在这里，封建国家财政扮演的是扼杀新文明萌芽的不光彩的角色。矿监税使肆虐9年，向皇帝上交税银300余万两，所到之处，“民不聊生”，“数激民变”，17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被破坏殆尽。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在河西务关，则称税使征敛以致商少。如先年布店计160余名，今止30余家矣。”“临清向来缎店32座，今闭关21家；布店72座，今闭门45家；杂货店今闭门41家。辽左布商绝无矣。”18这个时期爆发的数百次城市商民暴动，反映了当时新兴经济因素的力量和要求，在中国历史上是首次出现，但毕竟这种力量尚分散和弱小，难以对强大的封建专制制度构成威胁19。总之，由于“起点与过程不公正”，中国的民间经济在以上这两种情况下都难有出头之日：“抑兼并”则朝廷禁网海地，横征暴敛，形成国富民贫局面，民间经济举步维艰；而“不抑兼并”则贪官污吏横行，形成政府和百姓两头贫困、中间的官僚权贵阶级独富的的局面。更糟糕的是这两种政策都有可能加剧封建王朝的政治危机：“抑兼并”则王朝财政汲取能力急剧扩张，人民受困于重税重役；“不抑兼并”则官僚权贵势力恶性膨胀，人民又会受困于大地主阶级的恶性盘剥，两者都会导致官逼民反，社会矛盾加剧，进而改朝换代。一部中国历史就是在“抑兼并”和“不抑兼并”的交替循环中，陷入“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的。北宋王朝经历了统制派与放任派之间的数度交锋，改革派与保守派走马灯似地替换，政策摇摆不定，而土地兼并却愈演愈烈，贫富差距越拉越大，最终由于社会基本矛盾的激化而走向衰亡。而清朝在它统治中国的265 年（1646～1911年）期间由于这种“抑”、“不抑”的反复循环竟然经历了4个周期（约60年一个周期，从天下基本平定的康熙初年算起）。这4 次周期中，只有第一次由雍正帝进行“摊丁入亩”的经济体制改革（1730年前后）而使社会避免了战乱，后3次则分别发生了大规模的社会动乱20。这个奇怪的“60年周期”现象已引起笔者的极大兴趣，准备将其推致其他封建王朝进一步论证之。笔者忧虑的是，今天的中国是否完全摆脱了历史上的“60年周期”的阴影了呢？是否已经不存在因贫富两极分化、社会分配不公正而引发经济政治危机的可能性了呢？再说下去，笔者可能就要犯忌了。
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始终没有找到一条“抑兼并”的可行路径？为什么“抑兼并”不行，“不抑兼并”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