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套独特逻辑的社会主义制度，并没有在转型过程中完全终结。无论是作为一种历史遗产还是作为一种现实的制约条件，社会主义的制度因素都在转型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事实上，转型国家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甚至其内部不同的变种，也恰恰是与其历史遗产有着密切的关系。
近年来，一批社会学家在致力于比较资本主义研究。资本主义比较研究是从另一个角度提问题的。如果说福山等人说社会主义已经消亡而只剩下资本主义这样一种制度和文明的话，比较资本主义研究则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原来的资本主义理论是有问题的，因为这种理论将资本主义看作是一个有单一逻辑的统一体系。金和撒列尼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就指出，“在古典社会理论中，资本主义被看作是一个单一的体系。这最突出地表现在斯密和马克思那里，在这些古典理论家看来，资本主义体系是由单一的逻辑构成的，这种逻辑扎根于个人理性之中，或者说是扎根在独特的资本主义制度之中，特别是私有产权和市场整合的制度中”。“前社会主义国家在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型中呈现出不同的轨迹，在转型的时候，它们并没有趋向于一种资本主义的模式，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它们是互不相同的，甚至不同于被我们称之为的现代资本主义体系。可以认为，它们正在走向新的尚未被认识的资本主义前景。因此，我们这些研究后共产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人，可以揭示出世界资本主义大家庭中这些新的成员（Lawrence Peter King and Ivan Szelenyi，2004）。
金和撒列尼更进一步将转型国家分成几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种是自下建立的资本主义。主要是东亚，特别是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包括越南。第二种是自上建立的资本主义。主要是东欧，特别是俄罗斯。第三种则是中欧，外国投资者特别是跨国公司在私有化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金和撒列尼指出，这些国家之所以形成不同的转型模式，是与这些国家原来的历史遗产有着密切关系的，这种遗产特别是指原来的发展水平。启始条件的不同，不仅有着长远的影响，甚至会影响到阶级力量的构成以及精英内部的冲突。正因为如此，路经依赖理论在转型研究中有着很强的生命力。倪志伟指出，所谓路经依赖就是由前存的制度框架所形塑的社会变迁轨迹。在经验的层面上，路径依赖是嵌入于制度安排的长期趋势中。需要注意的是，路径依赖并不仅仅是阻碍制度变迁，它也会成为引发某种特定方向变迁的资源。不同的转型国家之所以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就与这种路径依赖有着直接的关系（Victor Nee And Yang Cao,1999）。
[NextPage] 社会重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另一种呈现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再次重现，源于对转型或变迁动力的重新思考。西方发达国家近代的社会变迁是在长久发育的市民社会基础上进行的，而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面临的首要问题大多是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问题。而转型国家的情形却完全不同。在转型前，这些国家典型的特征是，国家不但垄断了社会中几乎所有重要的资源，甚至垄断了社会活动的空间，看起来无所不能的国家处于压倒一切的地位，在并非严格的意义上可以说，社会消失了。但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如果说国家控制着一切，社会几乎不存在，那么“巨变”和转型从何而来？其动力来自何处？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将来近代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和发展过程与从总体性社会的框架中重建社会的过程具有什么不同的含义？
探询社会主义国家变迁动力的工作由来已久。在1967年，在美国学术社团委员会的赞助下, 共产主义比较研究计划委员会指定了一个社会科学家小组, 来从事有关的研究工作。这个研究的基本结论可以概述如下：在革命后, 一旦政权已经得到了巩固, 社会主义社会就必然会致力于经济增长。这种增长要求实现工业化和引进现代技术, 而工业化和现代科学技术又要求要有一套相应的现代价值观和制度。这种价值观和制度与革命热情、自上而下的动员以及全面性的控制是不相容的。罗文塔尔(Richard Lowenthal)在一篇论文中认为, 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 社会主义社会面临着一种两难困境, 即乌托邦式的革命目标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在罗文塔尔看来, 在一个相当长时间里，经济发展的成功会强化自然的、自我维持增长的能力, 而这种增长与革命的热情越来越无关。他将在西方社会中发现的现代化逻辑应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 并认为, 当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到发达的工业社会的水平的时候, 社会主义社会的制度结构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变迁, 这种变迁将反应现代技术社会中的功能和价值。早期的现代化理论家在分析革命和大众动员是如何让位于常规化和工业化的时候, 将科层化看作是走向现代化的关键性的一步。在科层化已经不成其为问题的时候, 他们又将现代技术和现代价值观的引进看作是现代化过程的主要特征。
对于转型国家大规模社会变迁的动力来自何处，到现在也没有一个一致的答案。但没有疑问的是，用现代化理论的技术进步和科层化概念来解释转型国家的社会转型过程是远远不够的，相反，苏东巨变引来了学术界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特别是对市民社会的重新关注。这也毫不奇怪。这样的学术兴趣首先来自波兰的社会转型过程。我们都知道，在波兰转型的过程中，团结工会和教会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因为如此，人们将社会转型的过程同时也看作是市民社会复兴的过程。
但实际上，这个过程是相当复杂的，甚至充满曲折。与最初人们对转型社会中市民社会的乐观看法不同，现在许多学者开始意识到，在这些转型社会中，市民社会其实是很弱的。有人甚至极而言之是“市民社会的缺席”(Szklarski，1993)。伯纳德（Michael Bernhard）分析了波兰转型过程中市民社会由盛而衰的过程及其原因。他认为这与转型社会的历史遗产是由密切关系的。这些国家在改革前追求的是一种非资本主义式的现代性，在这种现代性当中，所有的政治和社会组织都被摧毁，秩序是自上而下建立的。这是一种社会“夷平”（levelling）的过程。在转型的过程中，尽管横向社会联系的空间扩大了，但社会多元主义的空间仍然是很有限的。这与现代权威主义国家都是有明显差别的。独立的社会组织只有在危机的情境中才能出现，而危机一旦结束，空间又会收紧。同时，在转型中新出现的社会因素，也对市民社会形成了不利影响。有学者指出，要从根本上改变配置政治权力和资源的基础机制(fundamental mechanisms)是很困难的。作为对原来体制的一种延续，尽管市场经济已经建立起来，但许多市场要素特别是资本和劳动的配置仍然是掌握在官僚的手中。在转型的过程中，一种二元结构开始形成，一方面是没有大量补贴就无法生存的国有企业，另一方面则是能够对市场机会做出灵活反应的新的经济体制。这些变化不仅造成了衰退、通胀和失业，而且改变了经济结构本身。二元社会的概念往往是用于对落后国家、依附型发展以及内部殖民主义的研究中，但转型国家的二元结构是不同的。如果说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结构是由传统和现代的二元构成的，转型国家的二元结构则是由两种现代性构成的，即共产主义的现代性与资本主义的现代性。首先，经济改革改变了政治对立的阵营，形成了国家与社会的两极化。经济不景气削弱了对改革支持，并动员了对改革的反对力量，从长远来说削弱了市民社会的组织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