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社会主义对现代性的反应是独特的、扭曲的甚至是极端的。正因为如此，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里，它与资本主义作为对立的两极而存在。当然，我们在这里不是对社会主义进行系统的讨论，仅就对发展研究而言，至少有下列因素是与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截然不同的。
再分配的经济体制与对资源的高度垄断。著名经济人类学家波拉尼（Karl Polanyi）曾将人类社会中的经济体制划分为三种类型，即馈赠经济（即一般我们所说的传统的自然经济）、市场经济与再分配经济。如果说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与发展都是从市场经济或市场经济与传统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开始的话，社会主义国家则建立了一种独特的经济体制，即再分配体制（与这种再分配体制相比，波拉尼分析的早期帝国中的再分配体制只能算一种雏形）。与之相伴随的，是对资源的高度垄断。以我国为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通过没收官僚买办资本、对民族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土地改革、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等步骤，国家获得了对社会中绝大部分稀缺资源的控制和配置权。正因为如此，转型与发展和现代化过程不同的是，它在经济上的主题是从再分配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这个转型的过程不仅成为推动整个社会转型的基础，而且与经济和社会发展构成了一种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从根本上来说，从再分配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条件，但在现实中，两者有时却处于矛盾之中。在苏东，经济体制的变革几乎无例外地在特定的时段中引起经济的不景气甚至严重衰退。因此，在转型中处理体制转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一个重要的主题。
资源高度垄断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在资源高度垄断下形成的是一种国家控制一切的总体性社会体制。这样的总体性社会是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建构起来的。在中国，除了资源垄断制度之外，在组织结构方面最重要的是城市中的单位制和农村中的人民公社制度。通过这样的两种基本制度，使单位或人民公社的成员在多方面严重地依赖于上述两种组织。由于这两种组织本身就具有国家的派出机构的含义，因而组织成员对组织的依附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对国家的依附。同时，为了强化对社会的总体性控制，消除任何带有独立倾向的社会力量就是必然的。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原来独立的社会力量已经由于对国家的高度依附而丧失了独立性。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处于国家的控制之外的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已经不复存在。在这个背景下，转型的国家表现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是总体性社会体制的不断弱化和解体，并由此产生市民社会形成与社会重建的主题。相反，无论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和发展在这方面的主题则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在不太精确的意义上说，两者的方向恰恰是相反的。
社会运作的动员方式。由于国家对资源的高度垄断以及缺少自组织的社会，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运动式的社会动员就成为运作经济社会生活的一种基本方式。但同样是动员，在不同的国家却表现为不同的具体形式。按伯恩斯坦的分类，苏联的社会动员可以称之为“命令式动员”（command mobilization），中国的社会动员则是一种“参与式动员”（participatory mobilization）。最典型的就是农业合作化运动。在苏联，合作化是由城市工作队用强制的方式实现的。而在中国合作化运动中，虽然也向农村派出了大量的工作组，但工作组的主要任务不是强制农民，而是向农民进行宣传和说服工作，使农民认识到现有的土地占有情况和经营方式是不合理的，个体的农民只有走集体化的道路才有光明的前景（Bernstein, 1970）。这种社会动员的运作方式，实际上也影响到后来社会转型的特征。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苏东国家，广泛的社会动员都成为改革一种重要的推动机制。不过，从趋势上看，随着新体制的建立，动员会逐步让位于科层化和常规化（routinization），从而与现代化的方向相一致。
[NextPage] 路径依赖与发展的逻辑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于1989年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一文，并据此于1992年出版了《历史的终结》这本书。福山把苏联东欧体系的解体看作是西方自由民主意识形态和社会体制的胜利，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从此一统天下，再也不会有诸如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等不同思想意识形态的生死斗争。人类未来面临的挑战将是经济、技术和环境问题。因此，自由的民主制资本主义社会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最后一种社会形态，历史也就在这一时代宣告终结（福山，1998）。于是，在五、六十年代由现代化理论挑起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否会趋同的辩论，似乎有了最后的结论。
然而，事情的结局果真是这样简单吗？在“历史终结论”出台10多年后的今天，转型国家在发展道路与西方国家的重大差异甚至转型国家内部在发展模式上的重大差异，都明确地昭示人们，历史仍然在沿着不同的模式延伸。当然，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的不是福山哲学意义上的历史是否终结，而是转型国家所呈现的独特发展道路，以及这种（或这些）独特发展道路对发展社会学的学术意义。
国家社会主义代表了一种独特的社会形态, 它拥有自己的制度逻辑和发展动力系统，是近些年来影响广泛的新制度主义的一个基本命题。斯达克和倪志伟认为，这种逻辑并不是从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引申出来的, 国家社会主义既不像极权主义范式所认为的那样是资本主义的另一极, 也不像现代化理论所认为的那样其未来是与资本主义相趋同的，而是应当把社会主义看作一种独立的社会形态。在这个学术脉络上，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Janos Kornai）做了奠基性的工作。正如斯达克和倪志伟所指出的，科尔奈经济理论的重要性表现在, 扎实的经验研究和敏锐的洞察力，使他意识到“短缺经济”这样一种国家社会主义的独特经济现象所具有的深厚理论内涵，并在其背后发现了“软预算约束”这一独特的国家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短缺经济”和“软预算约束”成为科尔奈经济学理论的两块重要基石。同时，他也令人信服地说明了为什么计划经济中的同一种机制（软预算约束）先是促成了迅速的经济增长, 然后又造成周期性的经济短缺, 并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