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依附理论而起的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沃勒斯坦提出的世界体系理论。世界体系理论与依附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两者的不同之处是在于，第一，依附论者所讲的依附或依赖是单向的，而世界体系理论所讲的依赖则是双向的。第二，世界体系理论避免了依附理论的简单的“两分法”的倾向。依附论者简单地将世界划分为大都市与卫星国、中心与边缘。世界体系论者则把世界体系划分成“中心”、“半边缘”、“边缘”三个等级。第三，世界体系理论指出，目前的这个世界体系是变动着的。世界体系的三级结构不是一成不变的，边缘国家可以通过结构位置的流动而上升到半边缘甚至中心的位置。因此，在沃勒斯坦看来，发展的意义主要就在于如何改变自己在世界体系中的结构位置，实现自己的升级。在世界体系理论之后，也曾出现一些新的理论尝试，其中有代表性的就是所谓新比较政治经济学。新比较政治经济学孕育于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已经在发展研究中产生一定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它对有关现代化和发展的一系列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了许多新的看法，并在发展研究的方法论上提出了一些新的设想。但相比之下，其理论的影响力比较有限。
转型理论
而发生在20世纪最后20年的中国、前苏联和东欧（在下文中我们将这些国家统称为转型国家）的社会转型，则为形成发展社会学第三个学术传统和新的发展社会学理论提供了可能。
现代社会科学的形成和发展，与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关注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从社会学来说，奠定现代社会学基础的几位大师关注的几乎都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解释。马克思关注的是资本主义中的生产关系特别是其中的劳动与资本的关系；韦伯探讨的是资本主义文明形成的精神条件，尤其是与基督教伦理之间的关系；涂尔干所面对的则是，如果说在传统社会中，社会整合的机制是人们在共同经历基础上形成的“机械联系”的话，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新的整合机制则是“有机联系”，这种“有机联系”是建立在由劳动分工所形成的互相依赖的基础上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正是这样的一些关怀，构成了古典社会学的基本理论母题。
共产主义, 无疑是另一种在人类历史上产生广泛影响的文明, 在其鼎盛的时期, 曾经囊括了人类的三分之一的人口，它有着与西方资本主义非常不同的价值、制度和运作逻辑。在近些年的改革与转型浪潮中, 这种文明的内部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迁。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文明? 它的独特之处在哪里? 它在向何处去? 公正地说, 对这个相当独特的文明, 不仅从文明的层次上反思还很少, 就是对其内部的相当精密微妙之处的解析也极为鲜见。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共产主义文明及其转型，对社会学的发展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对这个文明的特点、运作逻辑及其转型的研究应当成为当代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发展的新的灵感来源和动力源泉。
这一点已经不仅仅是愿望或猜想，在很大程度上正在成为现实。目前，对社会主义或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研究正在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在西方学术界，甚至一些原本不是研究中国、前苏联和东欧的学者也在纷纷转向对这些国家市场和社会转型的研究。而一些刚刚涌现出来的成果，比如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对制度嵌入其中的社会因素的研究以及对社会不平等的研究，正在对原有的理论模式构成有力挑战。现任美国社会学会主席布洛维（Michael Burawoy）在一次谈话中甚至说，这些研究正在成为美国社会学界的主流。而伊亚尔（Gil Eyal）和撒列尼（Ivan Szelenyi）在《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形成》(Making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1998)一书中，则试图通过对这些国家转型的研究构建一种“新古典社会学理论”。所有这一切可以启示我们，我们应当将这些国家过去几十年的共产主义实验以及所正在经历的历史性转型，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学术资源的宝库。
具体就发展社会学而言，中国、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社会转型过程，无疑为形成一种与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相并列的转型理论提供了可能。从一定意义上说，转型过程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社会变迁过程。回顾一下过去20多年时间我国社会发生的大规模社会变迁，我们就可以更深切地领会到这个转型过程所包含的极为复杂与独特的内容。我们还会记得，这个变迁的过程是从“四个现代化”的口号开始的。但没有多长时间，“四个现代化”的话语体系就被“经济体制改革”所代替。问题很清楚，如果不破除旧的体制，现代化的任务是无法实现的。而当我们这个社会踏上“改革”的路程之后，人们又会进一步发现，所谓经济体制改革是不可能单独进行的，结果就是整个社会的全面转型。因此可以说，转型中包含了现代化的内容，但转型不仅仅是现代化。转型与发展的关系也是如此。在经济社会生活中，人们经常讲要妥善处理改革与发展的关系，这也说明转型与发展不是一回事。在转型的过程中包含了发展，但转型决不仅仅是发展。如果我们将共产主义看作是一种独特文明，转型就是整个文明迈向现代文明的独特之路。而作为发展社会学理论之一的转型理论，就是建基于这个文明及其转型的基础之上的。
二、转型与发展研究的新议题
客观地说，在当今社会学的大家庭中，发展社会学似乎处于一种相当不景气的状态。在世界体系理论提出后，发展社会学的理论建构工作基本限于停顿；80年代风靡一时的东亚发展模式似乎给发展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但随着90年代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随之而来的东亚经济泡沫的破灭，相关的理论努力也就不得不匆匆收场。更令人尴尬的是，在中国、前苏联和东欧的社会转型如火如荼之际，以研究发展为己任的发展社会学却似乎陷于无所事事的状态。后一种情况实际上说明了现有的发展社会学理论对于研究转型国家社会发展问题的局限性。因此，总结转型国家的社会转型过程，正面面对中国、前苏联和东欧社会转型对发展社会学提出的一系列新议题，在此基础上形成以社会转型为基础的新理论，是一件必需的工作。
[NextPage] 社会主义与另一种现代性转型国家的转型过程之所以可以为发展社会学提出新的议题，是因为这些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比，无论在起始点还是现实的结构性制约条件以及由此形成的发展逻辑上，都有着明显的独特性。
发展理论的宏观脉络，往往来自于比较历史分析，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都是如此。如果从比较历史的角度来看待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必须将其置于一个基本的背景之中，这就是近代历史上现代性的形成与扩张。在现代化理论看来，西方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在发展理论那里，虽然他们没有更多地讨论传统与现代的问题，但其设定的发展目标与过程，暗含的仍然是从传统到现代的过程。而转型国家的社会转型过程却并非是从传统社会开始。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社会主义运动不是与现代性毫不相关的，恰恰相反，社会主义运动是对现代性的一种独特反应，作为文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