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特别强调信念伦理的重要性。他们以信念来带动早期的核心志愿者，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开展活动。他们的行动固然缺乏法律保障和支持，但在另一方面，草根志愿组织也可以以较低的成本运作，并进一步通过信念来加强自身的团结。很多草根组织在发展初期都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许多人会离开，但留下来的人能够形成更强的凝聚力，来抵抗外部条件的诱惑。无论是“热爱家园”还是“绿色希望”都在没有注册的情况下依然坚持行动。这种信念和志愿精神促成了这些组织的生存和延续。
其次是面对人才不足的困境，草根志愿组织往往以很少的职员处理行政事务，而更多地吸收来自各行业的志愿者，无论是“热爱家园”还是“绿色希望”都激励志愿者把自己的专业能力在志愿行动中加以运用。例如“热爱家园”的许多志愿者来自于法律界和外企，这样他们非常注重制度和绩效评估，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社区咨询，他们也会按照企业的习惯来制定计划和讨论评估，志愿者往往比全职的职员还要更多地发现组织的问题并尝试解决，这样“热爱家园”经常进行组织的改革来适应志愿者的要求。这种改革和更多专业人士志愿者的加入，和学生志愿者的结合，使得组织能力大幅度提高。
在NGO 资金的困境面前，对于草根志愿组织来说，其实并不太考虑这方面的问题。如前所述，由于志愿者为主体，而志愿者本身不计报酬的工作使得人们可以省掉许多用于工资的筹款时间，把更多的时间花在项目本身的运作上。“热爱家园”的没钱也干的计划和“绿色希望”的AA策略都使得他们能够克服资金困境。零成本甚至低成本的策略设计和工作安排使得草根志愿组织关心做事多于关心筹款。
信任的困境是草根志愿组织的主要难题。尤其是组织内部成员的信任。但是无论是“热爱家园”还是“绿色希望”，都没有因为负责人的专权或者贪污事件而发生组织的崩溃，这中间的主要原因是，在草根志愿组织内部，职员很少，人们主要通过无偿的志愿服务来发生关系，因此不会发生过多的权力和资源的争夺。而另一方面，这些志愿组织强调和服务人群直接接触，强调长期、持续地做实事，这就使得他们容易得到社区居民的信任，这种信任的关系通过志愿服务和志愿精神的交流相对于正式的NGO 来说比较容易实现。
知识困境则是通过志愿组织的边干边学来逐步完善。无论是“热爱家园”还是“绿色希望”的志愿者都曾经去北京等地参与过培训，购买资料，但是他们很快发现，各地情况不同，地方性的知识需要自己在工作中总结和生产。由于低成本运作。他们不得不激发自身的潜能来运筹帷幄，他们比较注重调查以获得地方性知识，生存的压力使得他们不断学习各种知识，依靠专业知识和信息来取得利益相关方之间的谈判和调停的权力。“热爱家园”在开始的主要优势就是法律专业知识，而“绿色希望”的工作主要依赖他们对转基因方面知识的介绍。这些专业知识和地方性知识的结合，使得地方政府和社区组织容易接纳他们。
当然草根志愿组织自身的问题是很难做大，但是“为什么要做大呢？”——这些组织的志愿者经常会这样问你。成为一个庞大的官僚组织，固然好像有很大的力量，其实现代性特点并不能真的促成它们宣称要解决的社会问题的改变。小的也许也是美的。这些草根志愿组织虽然一方面非常脆弱，经常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通过志愿者的志愿精神，实际已经了超越先前的NGO 的困境，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促进了公民性的培养。如同Weller（1999）指出，在强大的民主国家和市场个人主义下，现代性并没有摧毁市民组织。这些平行的组织在国家控制下总是存在。他指出这些组织和运动并不意味着会再生产“公民社会”，但仍然能够为民主化提供强大的社会资本。草根志愿组织应该就是这一类的市民组织。而Puttnam 认为同样的民主制度在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效果，不仅是由于政府本身，而且还依赖于当地的“公民社区”（civic community ），即有多少有公民心的公民和团体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他从集体行动的理论分析这些公民组织和个人构成了民主的社会资本，这一社会资本包括公民参与的网络，普遍互惠（general reciprocity ）的规范以及彼此的信任。正是这些资本使得人们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集体行动得以可能（Puttnam ，1993）。从中国的草根志愿组织，我们看到他们或许不能成为中国未来公民社会的主要群体，但是在地方社区里。他们会形成公民社区的基本力量，培育公民社会建设的社会资本。
托克维尔曾经说过：“在民主国家中……市民是独立的和无力的，他们几乎不能做任何事，没有人能要求他的伙伴帮助他们。因此，如果他们不学会志愿性的相互帮助，他们将没有力量”。我的基本观点是，面对中国公民社会建设的若干困境，草根志愿组织可以在中国的社区层面提供相应的策略、规范并使得公民能够有力量。虽然单靠草根志愿组织形成的社会资本或许还不能带动公民社会的形成，但是它本身的星星之火却可以在基层中国持续和独立地推动培育公民意识，并孕育和呵护公民社会最重要的精髓：公共参与的志愿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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