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表明，社会发展使得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联系变得更为紧密和复杂，社会发展程度越高，就越需要有效的社会动员。动员的形式和规模，决定社会发展的速度与特征，特别在发展中国家，动员乃是实现赶超必不可少的条件。在中国革命战争年代，“
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 [1] ；改革开放前，激发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服务，则是各项工作的“一个基本方针” [2] 。事实上，群众动员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能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动员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优势的生动体现。
尽管动员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人们对于社会动员的研究却注意不够。一种较为普遍的偏向是过于强调动员环节中的上层作用，即领导者的认识与决策，而下层只是被动的群体。其实，社会动员贯穿于政党活动或
政府施政的整个过程，动员形式并非仅仅是应付时局需要的手段或策略；同时，近代以来中国民众的参与行为，通常是在大规模的社会动员中实现并养成的，因而，动员形式对社会发展的趋向，也会产生决定性的作用。
一、革命战争时期的社会动员
社会动员、特别是政治动员，是落后国家通向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亨廷顿甚至以为，在东方类型的革命中，“政治动员是旧政体崩溃的原因” [3] 。近代较大规模的社会动员，一般是由政府、政党、或类似于政党的社会团体组织发起：最初是从事
宣传、教育等社会启蒙工作，以便形成社会共识或信仰；紧接着就是进行具体的政治活动。民众参与政治活动的主要方式，又大致可以分成两种：即通过一定的选举程序，使用选举手段表达出多数意愿，实现政治诉求；或是投身于社会运动，利用运动形成的公众压力，促使政治体制或
制度进行改革，或者从根本上推翻之。中国近代以来的政治参与，往往以后者为主。
一战爆发和中国新
文化运动的发生，宣告清末民初政党政治、议会政治的破产，从此进入国民政治时期 [4] ，特征就是更大范围内的社会动员和更为激进的直接政治参与。五四时期鼓吹“劳工神圣”及“劳工”内涵的逐步缩小，就是在社会动员形式改变之后，寻求坚实的可动员对象，尤其是实现最下层工农群众的直接广泛参与。
该时期的社会运动具有三个鲜明的历史发展特征。首先，新型革命政党的出现，使得运动的组织更为严密，纲领和口号更具有号召力；同时，政党乃至政府的介入，也提出了如何引导并控制社会运动的问题。其次，运动的参与面广泛、声势浩大，工人、农民、学生、市民都先后不同程度地卷入了各个运动，有些运动还联结成为全社会的大规模一致行动。第三，运动的内容和形式繁杂。内容涉及思想启蒙、道德改良、改善经济待遇、争取人权，以及具有反帝反军阀性质的政治改良乃至革命；形式则包括宣传教育、学理争论、请愿抗议、罢工、罢市、罢课，以至武力对抗。其中既有自发无序的，也有有计划有组织的；既有温和非对抗性的，也有激进对抗性的。总之，整个社会都处于剧烈的躁动之中。
在中国的各种社会运动中，当运动以反帝的民族主义为号召时，最容易取得全社会一致响应，但除非得到政府和
军队的有力支持——如省港大罢工，否则，以请愿、抗议、抵货、罢工为主要内容的运动难以持久。实际上，即使政府、军队一时支持民众运动，由于自身利益迟早也会与发动起来的民众发生冲突，因此也会削弱运动力量。如果社会运动的主要内容是政治改良，像国民会议运动，虽说也有部分下层群众参加，但明显缺乏坚实的根基，运动的主要作用仍限于舆论宣传和思想启蒙，并不具备直接改造现存政治制度的实力。再者，以阶级斗争为号召的工农运动，发动初期难以迅速赢得全社会的同情和支持，即使只达到本阶级的一致行动也较为困难；在发动起来后，群众的激烈行为和物质利益要求，又往往会超出发动者的目标追求。社会动员需要给予被动员者以直接的利益，而行为方式越激烈，就越是要求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由于利益区分是复杂的，故采取社会运动式的动员形式以求整体解决，存在有相当大的局限性。
中国革命转入以武装夺取政权阶段之后，对于土地问题的处理，最为集中地反映着社会动员的急迫性，特别是为要满足农村社会最大限度的动员，就必须不断地对当前政策和未来理想进行调整。从南昌起义到建立井冈山根据地，中共的土地政策有一个国有到私有，只没收大中地主土地到没收一切地主、甚至富农土地，按
劳动力分配到按人口平均分配的过程。如果说这个过程是对土地革命问题认识的逐步加深，还不如说是尽力满足实际斗争动员需要的结果。“耕者有其田”的号召，促使贫苦农民拿起枪杆子，然而，简单的土地分配并不能收取持久稳定的动员效果，农民一旦获得土地，反而会分散已经动员起来的力量，这种情况与革命战争、特别是有政权的长期武装斗争不相适应。 30 年代中因国民党军“围剿”力度加大，红军和苏区处境艰难。在此环境下，一种新的超强型的动员形式出现，即查田运动。
查田运动是在土地平均分配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发起的，运动的进行也并不表明前段土地分配问题严重，或由土地问题引发阶级斗争尖锐化。运动的发起，主要是为了满足动员形式的需要。阶级斗争最容易区分斗争界限，最容易贯彻战时宣传和组织工作，最容易在紧张状态下保持高度的危机感。“只有在坚决的阶级的口号之下把农村中阶级斗争的火焰掀起到最高的程度，”以查田查阶级为中心，巩固政权、扩大红军、筹措经费、经济建设、文教发展等重大任务，才能“得到最大的成功” [4] 。查田处在核心位置，还因为运动涉及政治权力和物质利益的重新分配。所以，贫苦农民一经发动，通常会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寻求最极端的解决办法，以致损害正常的生产和社会稳定。激烈的群众运动，都会有一个纠偏阶段，而纠偏又往往不能彻底，这便为下一次运动准备了条件。激烈化和逐步升级是群众运动的重要特点。
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大规模的一次动员。如果说由于日本入侵而引发的民族主义高涨，是全民抗战最重要的动员因素，那么，抗日战争的结果却表明，国共两党在民众动员问题上的最大区别，在于社会改革问题上的解决程度。这种现象深刻地说明，即使是民族危机最严重的时刻，以民族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动员，也不可能取得持久稳定的动员实效，必须对现存政治、经济制度或体制有所变革，才能适应民众发动后的社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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