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缺乏竞争力；最后是国企职工自身的不利条件，由于技术更新，他们原有的技术大多已经过时，而由于年龄原因，他们又很难学会新的技术。迄今为止，传统的中间层的国企职工成为城市失业、下岗、离岗、内退等等大军的主体。
我国传统中间阶层地位的下降，显然是当前对于社会稳定的最大威胁。近来，人们对于社会保障体制变迁的种种忧虑，对于住房、医疗、养老体制变迁的担忧，社会上流行的普遍缺乏安全保障感的心态，最主要地就是反映了类中间阶层的社会态度。由于传统的类中间阶层是我国以往消费上的最重要群体，因此，该群体经济地位的下降，造成了我国消费市场的萎缩。在一段时间里，社会上消费疲软，银行一再降利率也不能带动需求的上升，其重要结构原因之一就是：类中间阶层已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构成消费市场的主要社会群体了。
笔者以往的研究也曾证明，中国大城市中正在出现一个新生的“新中间阶层”。这个阶层的基本特征是：年龄在25-30岁左右，一般都具有较高的学历，有新的专业知识，懂外语，会电脑，大多就职于三资企业、新兴行业，如金融、证券、信息、高新技术等领域；收入较高，在消费行为上有着很强的高消费倾向。新崛起的一代人实际上是一种标志，它不仅是产业结构变化的结果，而且是社会结构变化的产物。
但问题是，作为新生代的新中间阶层，还主要出现在中国的大城市里面，即使在大城市里面该群体人数比例也不大，更何况在全国的比例就更是微乎其微了。笔者的博士生在新近全国型调研数据中试图寻找作为新生代的新中间阶层，结果发现在调研的样本中数量不多，甚至难以做更细的分类解释。另外，近来的数据也显示，城市中数量不多的中间阶层也在产生分化，即中间阶层的上层与普通白领职员的分化，而真正能够纳入上层白领层的人数是很少的。
所以，中国社会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还不可能形成力量雄厚的中间阶层。中间阶层的长期短缺，使得“社会紧张”在一段时期内还难以消除。为此，我们只有积极培育形成社会中间阶层的社会条件。这些条件包括：完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的任务，解决农业人口转向现代产业的最终变革；通过职业结构的调整使得以蓝领为主体的职业结构变为以白领为主体的职业结构，使得多数人成为职业身份上的中间层，从而避免了金字塔形的职业结构；通过普及高等教育使得多数人有可能在社会身份上进入中上层；通过严格的
税收调节缓解贫富分化；以及建立能够覆盖社会多数人口的社会保障制度。
[1]对于社会底层群体，笔者最初曾称之为“利益绝对受损群体”，下文有解释。
[2]参见：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社会结构转型课题组《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与隐患》载《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5期第6-7页。
[3]参见：李强“市场转型与我国中等阶层的代际更替”《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3期。
[4]中国企业家调研课题组：《2001中国企业经营者成长与发展专题
调查报告》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北京，2001年11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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