谓“精英配置”，是指社会不同类型精英群体的比例关系。任何社会都有三种基本的精英群体，即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技术精英。三种精英的数量比例需要有一定的配置，三种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可以无限制地扩张。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政治精英群体过于强大，相比较之下，经济精英和技术精英就显得十分弱小。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政治精英群体充斥于市，而经济精英和技术精英鲜有所闻。改革以来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开始突出经济精英和技术精英的重要作用，比如改革初期邓小平同志就召开了科学大会和教育大会，提高技术精英的社会地位。改革以来也比较强调培育企业家——经济精英的队伍。长期以来，由于政企不分的体制，使得我国的经济精英只能隐藏在政治精英的队伍里面，或者说政治精英完全取代了经济精英。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政府积极推进政企脱钩的改革，一部分经济精英开始离开政府的卵翼。此外，在十余年的市场演戏中，多种经济成分的体制也开始造就了国营企业董事长、经理、民营企业家、乡镇企业家、企业承包人、外企高级雇员等一批经济精英人物。九十年代末，政府精简机构，也迫使一批过去的政治精英不得不转入经济精英的队伍。经济精英队伍的扩大，显然对于中国经济的进一步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当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进入精英队伍的，一部分转入经济精英的干部，由于不擅长企业经营，使得企业走向衰败，这样的人就应该被淘汰出局。这就遇到了精英循环的问题。
所谓精英循环是指精英群体的继承问题，意大利社会学家帕累托说，精英群体要从底层吸收精英才能保持活力。这就遇到了现有的精英集团与未来的精英集团的关系。居于社会高层的现有精英集团总是试图将自己熟悉的人，输送到精英集团，总是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继续维持在精英集团以内。但是，从社会公平的角度看，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很难垄断精英的地位。于是，统治集团就要采取一种公平的方式，既使得精英集团的循环得以顺利进行，也使得自己的子女能够比较容易进入该集团。这就是考试、文凭、公开招聘、专家投票、选举、公开招标、竞标的体制。从形式上看，考试、公开招标、竞标、选举是公平的，评价指标是客观的。当然，由于原有的精英集团的子女在文化上、社会关系上占有优势，所以，考试、竞争的结果往往是原有的精英集团的子女进入到精英集团的比例会稍高一些。世界各国莫不如此。
中国在文化大革命的十余年中，曾经废除了“高考”的制度，结果，传统的干部、政治精英和技术精英都无法得到循环。于是精英循环采取了“超常态”的作法，比如，很多人以“造反派”的方式进入政治精英队伍。所以，文革刚刚结束，邓小平同志就积极主张恢复高考，从而使得中国的精英循环走入正轨。经过二十年余的努力，中国技术精英的循环已经有了比较完善的体制。二十年来，学位制度的恢复建立，多系列技术职称的审核、评审体制的建立，使得中国的技术精英的循环机制比过去有了巨大的进步。当然，当前的“假文凭”、买卖文凭、混取博士等头衔，以及“教授”、“博导”漫天飞的现象，也证明，技术精英循环还存在不少问题。
随着我国市场体制的逐步建立，经济精英的循环也开始纳入正轨。企业在市场中的成败，正在逐步成为经济精英循环的唯一标准。一批有相当水平的企业家队伍正在成长起来。根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2001年的调查，我国企业经营负责人中，中专及以下学历的仅占17.5%，大专学历的占41.2%，大学本科学历的占28.7%，硕士博士研究生和研究生学历的占12.6%，他们所学专业为经济管理和MBA 的占84.2%[4].所以，我国经济精英素质水平的提高也是十分明显的。
预计，随着中国加入WTO ，经济精英的竞争机制和循环体制将更趋完善，我国会涌现出一批具有国际高水平的企业家，当然，与此同时，一些低水平的经营者会被淘汰出企业家和经济精英的队伍。
近年来，中国选择干部的体制也有很大改革，比如，强调了文凭、学历等因素，差额选举的方式也被频繁采用，使得中国政治精英集团循环的体制有了很大进步。
笔者所谓“精英互换”，是指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技术精英之间的流动。前述的，政企脱钩、政府精简机构等改革，推动较多的政治干部转变为企业家，就是典型的精英互换。如前所述，精英是社会中的杰出人才，因此，精英互换是有其道理的。从现代化国家的实践看，精英互换的现象也是比较普遍的。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精英互换并不普遍，一方面由于精英之间缺少认同，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精英消失殆尽，政治精英高度膨胀，因此也缺少精英互换的基础。当然，我国由技术精英转入政治精英还是有不少事例的，但是，由政治精英转入技术精英的现象却比较少见。然而，在国际上政治精英转入技术精英的现象却屡见不鲜。比如，基辛格卸任后到大学去教书就是典型的事例。在我国，技术精英和政治精英转入经济精英的现象被称为“下海”，人们对于此种转换似乎还有些心理障碍。笔者认为，精英互换会有利于精英群体之间的相互认同和社会团结。当然，不是任何精英都可以互换的，互换的精英总需具备一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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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对于社会中间层的分析
对于社会中间阶层，笔者始终认为，庞大的社会中间层是社会稳定的保障。在任何社会中，中间阶层都是维系社会稳定的最重要的社会力量。第一，中产阶级是介于社会高层与底层之间的缓冲层，当它成为社会主体时，社会高层与底层之间的冲突就会受到阻止，社会矛盾就会大大缓和，这是社会稳定的政治原因。第二，中产阶级在社会上代表温和的、保守的意识形态，当这种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时，极端的思想和冲突观念就很难有市场，这是社会稳定的思想原因。第三，中产阶级也是引导社会消费的最主要群体，当中产阶级占社会的多数时，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就保证了社会庞大稳定的消费市场，这是社会稳定的经济原因。
但现在的问题是，迄今为止，中国社会结构仍然是以中间层严重欠缺为特征的，换言之，中国仍然是一种底层大，中间层小的“金字塔型”结构，而不是中间大的“纺锤型”结构。究其原因，主要是两方面。
第一，它与我国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有密切相关。由于社会上的多数人仍然是农民群体，如上文所述，由于在市场竞争中，资本在利润率的驱动下，大量向城市集中，这样，不能够成为城市
社区常住人口的农民，自然就不能够分享资本聚集区域的各项优厚条件，而只能处在金字塔的下层。
第二，笔者以往的研究曾证明，中国城市中的中间阶层处在一个新老交替“青黄不接”的阶段。笔者认为，从相对的意义上看，改革开放以前，国营企业职工是当时中国社会的典型中间阶层，也有人称之为“公有制体制的受益者”。无论与当时占人口80%以上的农民相比，还是与城市中其他非国营企业的劳动群体相比，国营企业职工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都占有明显优势。从受益的内容上看，无论就收入而言还是就福利而言，中国的国有企业职工都是当时城市社会中分享较多资源的阶层。仅从工资收入这一点上看，国有企业职工的收入高于当时的集体企业职工。国有企业职工可以从单位分得住房、享受低价格房租、享有很多劳动保护福利、可得到免费医疗、有养老金，子女还有入托、上学等照顾。他们是50至70年代中国社会的稳定力量，即使“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社会动荡也没有对他们的生活形成重大威胁。当然，国有企业职工与一般意义上的中间阶层有明显区别。中间阶层通常是由白领层组成的，是管理者、技术人员、
办公室人员等脑力劳动者，而我国的国有企业职工很多是体力劳动者。笔者只是在相对的意义上称之为中间阶层。在此意义上，我们也可以将当时的国有企业职工称为“类中间阶层”。
改革以来，尤其是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国企职工队伍出现了明显的衰落。首先是产业结构的衰落，国企职工聚集的重工业、制造业是目前失业下岗的重灾区；其次是体制的衰落，国企的体制僵化，在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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