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之所以还能稳步推进，多数中国人之所以还能对于改革给予认同，关键就在于有这个重要的社会基础。所以，笔者的观点是认为，普通获益者群体仍然是当今中国最大的社会集团。特别是当我们将中国的改革与前苏联、东欧的改革做对比时，就会更突出感受到普通获益者群体的重要意义。
什么是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呢？前面的第一个集团和第二个集团都从改革中获得了利益，而这里的第三个集团则相反，他们在改革的现阶段利益受到了损害，所以，他们当然会对改革不满或持否定态度。其实，从绝对的客观标准看，我国城镇中的失业、下岗人员并不是生活条件最差的人，如果与中国农村地区的贫困群体相比、如果与中国西南西北地区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生活相比，城镇中的失业下岗人员的生活状况还是要好一些的。但是，要注意，失业下岗人员从不和这些贫困地区的农民相比，他们总是和城市中没有下岗的人相比较、总是和生活比较好的人相比较，同时，他们也和没下岗以前的生活相比较。这样一种心态，在理论上称作“相对剥夺感”或“相对丧失感”。
社会学家默顿（R.Merton ）曾用“参照群体”（reference group ）的理论来解释相对剥夺感，即关键是人们将哪一个群体视为自己的参照群体、同哪一个群体比较。从绝对的生活条件看，中国改革二十年来，人们的绝对生活水准有了很大上升，如果与二十余年前的
粮油票证制度相比、与每月每人只有半斤油、一斤蛋的供应相比，今天，即使是失业下岗人员的生活也有了很大的上升。但是，今天的失业下岗人员并不是用那个时期的工人生活作参照，前面已经说过，他们也不是以农民作为参照群体。那么，谁是失业下岗人员的参照群体呢？他们往往是以未下岗的人员作为参照，他们往往是以国有
企业管理者的生活作为参照。而使得许多失业下岗工人感到最为不满是，一些国有企业管理者挥霍企业的钱财，贪污腐败，一些国企经营者打着改制的旗号，转移企业资产，将原本运转较好的企业关闭，辞退大批工人，抽出资金，以参股、合资的名义、甚至以他们自己的名义另建新厂，甚至将企业据为己有。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腐败的国企管理者就成为下岗工人的参照群体，并由此引发失业下岗工人强烈的不满和相对剥夺感。近来，类似的事端在一些地方激化了失业下岗职工的矛盾，甚至引发了社会冲突。
笔者还曾经用数据证明在年龄、代际的关系上，老一代人与年轻一代人比较，老一代人也有利益相对受损的现象[3].所以，进入这种第三个集团的，年龄大的人要多一些。
所谓“社会底层群体”的说法听起来不那么悦耳，但是，这是我们不得不正视的一个社会事实。且不说中国边远山区的特困人口，就是在中国最富裕的超大城市里，我们每天都目睹着乞丐群体、制假贩假群体甚至犯罪团伙等等。在做四大群体分类时，笔者起初称之为“利益绝对受损群体”，主要是与“利益相对受损群体”相区别，后来考虑到改革以来很难说有哪一个群体一点没有获得利益，所以，想来想去还是称之为“社会底层群体”比较符合实际。
从逻辑上讲，利益的获得与受损是一个过程，而底层、中层和上层是利益分化的一种结果。在此意义上，也可以将第一个群体称为上层，第二个群体称为中层，第三个群体称为中下层，这样，第四个群体就可以称为底层群体了。笔者以为，对于目前的各个社会群体之所以难以命名，恰恰反映出中国的社会群体分化还远没有形成。
那么，笔者为什么采用利益群体的范式，而不用社会阶级或阶层的范式来分析呢？这主要是因为，采用利益群体范式的目的是为了说明利益关系，笔者并不认为中国已经形成了稳定的社会分层。阶级阶层在涵义上是指利益分化已经完成、物质利益地位已经相对稳定的集团。然而，当今中国社会，利益结构变迁十分迅速，各个社会利益群体正在分化、解组（disorganization）、“重新整和”（reintegration ），因此，使用地位相对稳定的阶级阶层概念就不太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在经验研究中，笔者曾对于80年代和90年代的多种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社会群体出现了大范围的分化组合，很难发现稳定的阶级阶层。比如，1994年笔者研究城市国企职工，发现这是一个社会地位颇高的阶层，无论在经济地位、福利待遇、社会声威方面，国有企业职工都还是地位比较高的阶层，但是仅仅几年后，到了九十年代末再做研究时，笔者发现国企职工的地位竟一落千丈。社会结构变迁速度之快颇令本人震惊。这就迫使笔者不得不从利益结构变迁的角度来分析当今中国社会，而使用利益群体、利益集团的概念，有一种涵义在内，就是该集团内部的构成是随着利益的变化而随时调整的。所以，利益集团或利益群体的说法比较能反映出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现状。
另外，笔者以为，改革本身就是社会利益结构的调整，而利益结构的调整显然会使得一些集团或群体获得利益，同时会使得另一些集团损失利益。当然，“全赢”的局面——即社会每一个集团都获得利益，社会整体利益上升——也不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在目前要实现这种局面实在是太困难了。当前的住房体制、
医疗体制、养老金体制、失业保障体制的改革，几乎每一项改革都难免会损伤一些人的利益。为使得改革顺利进行，我们就必须分析，这样的改革究竟对于哪一部分人群有利，对于哪一部分人群不利。为使得我国的改革能够顺利推进，我们就应做到使改革措施尽量能够对于更多的人有益。
采用四个利益群体的分析范式，如何评价新近的变化，以及如何预测未来的趋势呢？笔者试以中国进入WTO 为例，分析一下各群体利益格局的变化。
首先，随着国际上的一些大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在互相挖人才的人才大战竞争中，会引起一部分高水平管理者和专业技术者的薪金水平脱颖而出，与国际薪金水平看齐，这样会扩大少数群体与多数职工薪金的差距。
其次，正规劳动力市场与非正轨劳动力市场的鸿沟会更为明显。WTO 强调的是经营管理的国际标准，而按照国际标准，我国只有规模较大的企业才有能力向国际标准看齐，在诸如劳动法、劳动条件等方面，大多数中小企业、乡镇企业都远远不具备基本条件。因此，我国的多数中小企业和乡镇企业只能作为非正规就业市场。所以，在工资待遇、福利保障等方面，正规劳动力市场与非正规劳动力市场的分化会比较突出。
再其次，就业与失业指标会成为区分中下层群体与底层群体之间的分水岭。目前有迹象显示，我国由前一阶段的以中老年人为主体的失业、下岗队伍，其构成发生变化。由于就业机会的相对短缺，中青年人的失业问题逐渐浮出水面。
最后，农村流入城市的流动人口进入底层群体的概率变得更高。在上述正规、非正规劳动力市场分化的情况下，流入城市的农民，几乎全体被排斥在正规劳动力市场之外，而处于非正规劳动力市场的队伍里。即使在非正规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中，他们也不占有优势，就业的激烈竞争，会造成城市中人数更多的居无定所、无正当职业的农民工。
六、对于社会精英群体的分析
所谓“精英”是社会学的一个专门术语，指社会中的有杰出才能者。在任何社会中精英都是规模很小的群体。虽然精英群体人数很少，但是，其能量巨大，特别是政治精英，往往对于全社会甚至对于一个时代的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影响。中国社会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精英人物，特别是政治精英人物在社会中发挥的作用尤为巨大。这可能是因为自秦以来的两千余年的中央集权体制造成政府具有超强的管理功能，并由此形成了具有深厚根基的精英文化所致。
笔者认为，任何社会的精英群体都要解决的三个基本问题，这就是精英配置、精英循环与精英互换的问题。下面试对于我国改革以来处理这三个问题的方式做一分析。
笔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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