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权政治与自由经济的结合，必然造成特权、贪腐现象。市场经济减去民主法治就等于腐败。——题记
近几年，“廉政建设”问题在我国群众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位次上，呈现“先上升，后下降”态势。从1997年到2001年，其位次依次是：第3 位，第2 位，第1 位，第5 位，第6 位。2001年“廉政建设问题”首次跌出前五位，民众关注率也从2000年29% 下降为15.4% .专家认为：“这显现出党和
政府多年来的反腐工作在民众中收到正面反响。”
一、中国的腐败状况在世界各国基本上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根据历届《最高人民
检察院
工作报告》及相关资料
统计，全国各级检察
机关1979-1982 年查处贪污贿赂等腐败案件总数为98225 件，1983-1987 年间增至15.5万件，1988-1992 年间增至214318件，1993-1997 年间，尽管对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腐败案件的立案标准均已提高，但是案件总数仍然增至387352件，18年间查处的贪污贿赂等腐败案件平均每年以22% 的速度增长。
看到这些成绩，在人们额手称庆的同时，又不免扼腕叹息：在政府三令五申之下，为什么腐败分子仍然会" 前仆后继"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曾经说，要警惕腐败和改革赛跑。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指出，腐败将对国民经济带来巨大的损失：（1） 腐败会降低一国公共投资以及基础设施的生产效率。公共工程中的腐败现象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存在。新修的道路可以在刚刚跑上汽车之后就变得坑坑洼洼，商场可以在顾客如织的时候突然坍塌。（2） 腐败降低
税收收入，并进而降低政府对教育和健康等公共领域方面的支出水平。据胡鞍钢在《中国：挑战腐败》一书中估计，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税收流失达5700-6800 亿元。（3） 腐败降低外国直接投资（FDI） .魏尚进的研究表明，腐败相当于对外商
征收了一笔额外的税收，足以令他们裹足不前。（4） 腐败产生大量非法企业和有
组织犯罪。在腐败问题最严重的地区，出现了相当可怕的政府黑社会化，政府官员和黑社会头目沆瀣一气、鱼肉人民。（5） 腐败还引起大量非法财富和资金外逃，据估计，1992-1996 年俄罗斯向海外流失600 亿美元。海外的报道也披露，大批逃亡海外的贪官，正在国外过着隐秘而奢华的生活。酒过三巡之后，他们吐露真言：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在出来之前捞得再多一些。按照胡鞍钢的估计，腐败给中国造成的经济损失，平均每年在9875亿元到12570亿元之间，相当于GDP的13.2% 到16.8% ，腐败的增长速度似乎的确超过了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当真是触目惊心。
尽管对腐败程度的衡量一直没有公认的科学标准，但是从目前的一些研究我们仍然可见端倪。瑞士洛桑
管理学院定期公布《世界主要国家竞争力报告》，其中政府清廉程度也被视为一国是否具有竞争力的重要指标。按照其1998年的统计，中国的腐败程度大体和日本相仿，劣于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也远逊于新加坡，但是却好过意大利、韩国、俄罗斯和印度。若按国际透明组织设计的清廉指数（CPI），1995年中国的清廉指数为2.61，在41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倒数第二。1998年中国清廉指数为3.50，在85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为第52位，低于世界平均数（4.89），也低于世界中间数（4.20）。1999年，中国在世界99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为第58位。这些研究当然仍很不完善，但是给我们的信息大致是：中国的腐败状况在世界各国基本上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尽管被抓出来的贪官越来越多，尽管街谈巷议中关于官场黑暗的故事和笑话多少反映出，公众对政府官员的信任程度也在下降。但是，我们仍然有理由相信，中国政府的廉洁程度正在改善而不是恶化。腐败的恶果是动摇政府的有效性和政权的合法性。就像一支都是大烟鬼的
军队没有战斗力一样，充斥着贪官污吏的政府也不可能高效率地运转。这几年中国宏观经济稳定、经济增长逆风飞扬、市场化改革有条不紊。试想，如果中国真的已经" 腐烂到根" ，这些成绩又由何而来，恐怕我们早已经陷入四分五裂了。[NextPage]
二、现阶段中国的腐败与当代中国的转型性质具体体制特征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改革是什么？从本质上说是发展生产力基础上的利益的重新调整和分配。改革开放不可能在极短的时期内一下子将计划经济体制下存在的弊端消除干净。原本的那种在浓浓的阶级斗争气氛下对整个社会的利益诱惑的抑制机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丧失殆尽；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权力的绝对化现象和特殊历史条件下家长制的复活现象，大大地抑制了社会对权力者的监督功能，从而给权力腐败创造了“绝佳的机会”。剧变的社会使原有的秩序规则失灵，而新的社会秩序却不能建立起来，这就是说，体制上的这种弊端和缺陷给腐败的泛滥创造了“最好的机遇”，权力腐败就是在这种体制缺陷中迅猛地发展、泛滥起来。
改革大大地激发了人们生产的热情，社会生产力获得了空前的发展，社会财富获得了长足的提高，于是，在社会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背景下一个极其尖锐的问题现实地摆到了中国人的面前：人们应该怎样致富？应该怎样发财？在不可抗拒的利益诱惑和利益冲突面前，包括国外、境外在内的社会上的一小部分“商人”采用了资本主义早期阶段的原始积累方式进行“血腥式的积累”，还有一小部分“有权人”则利用手中的公权为自己、自己的家族和自己身边的小集团谋取私利。更为可怕的是，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这一小部分“商人”和将公权变成私权的“有权人”之间结成了“利益的共同体”——“腐败联盟”，在一些地区或领域甚至会形成特权阶层。这两种人是腐败泛滥的主体，是社会剧变时期的腐败源，人数虽少、能量极大，也是这部分人彻底地扰乱了社会利益的调整、分配格局。
在改革初期，由于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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