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1949年1—2月间，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之际，苏联驻华使馆却令国际社会和国人吃惊地追随正在逃亡的国民党
政府由南京迁至广州。有关苏联驻华使馆撤离南京的真正用意，是史学界长期以来关注的焦点，同时也是部分研究成果论证苏联、斯大林本人怀疑中国革命说法的基础。文章认为，苏联驻华使馆撤离事件是苏联方面采取历史上惯用的双重对华政策的必然结果，既不是苏联方面对中国革命的进程判断失误，也不是苏联方面坚持了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原则。相反，在意识形态（革命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苏联方面首先选择的是自身国家利益。苏联驻华使馆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撤退，符合苏联的国家利益，最大限度地保护了苏联在华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客观地看，苏联驻华使馆由南京撤至广州作为外交手段捍卫国家利益本无可厚非，但从联共（布）和中共共同的革命利益出发，上述做法显然欠妥。
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完全胜利的1949年1-2月间，苏联驻华使馆却追随逃亡的国民党政府由南京迁至广州。苏联方面的此举不仅令国际社会和国人感到吃惊和不解，也令中国共产党人感到非常尴尬。有关这一问题，国内史学界尚无专门研究，但在其他相关研究成果中对使馆撤离事件有所提及。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苏联方面的做法是对中国解放战争胜利的半信半疑，对美国的武装干涉考虑过多，并试图在国共两党之间继续脚踩两只船；另一种相反的意见则认为，苏联驻华使馆带头撤出南京，可大大减少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的外交纠纷。1俄罗斯史学界长期以来对此问题同样无专门研究，其原因在于俄罗斯学者认为苏联驻华使馆撤退事件乃正常的外交举动，而且对中方就此问题的看法了解甚少，2只是在有关当事人的回忆文章中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上述事件做过基本表述。3苏联驻华使馆追随国民党政府撤离南京至广州事件尽管涉及的情况固然十分复杂，但其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难道真是对事态的发展不了解，不相信中国革命最终会取得根本性的胜利，还是有其他考虑？苏联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后，其广州使馆人员的命运如何？本文根据俄罗斯方面有关当事人的回忆，以及部分俄罗斯解密档案对此问题进行探讨。
一
1949年1月18日，中国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通知各国驻华使馆及公使馆，南京政府将于21日由南京撤到广州，同时建议他们一同前往。苏联政府接受了国民党政府提出的建议，在大使罗申的率领下，使馆大部人员于1949年1月30日和2月2日分两批撤至广州，其余21人在参赞什巴耶夫领导下留守南京。苏联驻华使馆到达广州后，同国民党中央政府及地方当局官员保持着类似以往的外交接触。2月14日，国民党广东省省长薛岳同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会面时表示，希望苏联方面在国共和谈中积极参与，提供帮助，但罗申却以苏联政府对关于“四大国”参与调停的声明为借口，委婉地拒绝了对方的请求。罗申指出，“中国国内冲突的和平谈判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应当排除任何外国干涉中国内政是最好的。苏联人民从自己的方面愿意看到在中国尽快实现和平。”4 2月21日，中华民国代总统李宗仁在会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时首先询问了使馆安置情况，罗申回答说，如果不认为使馆工作人员住宿条件有些紧张的话，对一切还是满意的。李宗仁同时向罗申通报了中国当前的政治局势。李宗仁认为，自蒋介石离任后，尽管有个别亲蒋介石分子企图对和平事业制造矛盾，和谈的最终结果经历着考验，但现在政府内统一的认识是应尽快与中共签订和平协定。李宗仁强调，“和谈的前景正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和谈代表团在北平的活动可以证明这一切。最近的时间里，邵力子有可能同毛泽东本人建立联系。”5尽管苏联驻华使馆由南京撤至广州，但由于国民党政府正处于逃亡和大撤退时期，因此使馆在广州同国民党方面的接触也是极其有限的，到5月31日，也就是在上海解放后，罗申低调地由广州返回莫斯科，以至于在广州的国民党
媒体对此也未做相关报道。
罗申离开广州后，使馆的一切事务均由公使瓦西科夫负责，但1949年6月间，广东和香港媒体纷纷报道中国政府将在近日由广州撤离到重庆的消息令苏联驻华使馆再次感到恐慌。为证实这一消息的可靠性，瓦西科夫求见外交部西亚司司长卜道明，对此事进行确认。6月10日，瓦西科夫在同卜道明的会面中表示，这种传闻通过使馆附近外交部工作人员在收拾和包装各种物品的活动中得到证实。卜道明却回答说，他可以通报以下情况，但暂时仍处于保密状态：“政府的确通过了迁至重庆的决定，现在已向那里搬迁各种政府机构，但最近不可能正式宣布上述消息，这主要取决于军事形势的发展。”卜道明接着说“外交使团撤离的日期有待于外交部在重庆为愿意同时撤离的外国外交官准备
办公室的情况而定。”66月11日，在瓦西科夫同卜道明见面的第二天，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王济琛（音）7受外交部代理部长叶公超的委托向瓦西科夫做了如下通报：“鉴于战线向广州逼近的危险，政府决定将主要部门和行政院迁至重庆。这些机构的撤离已经正式开始，但广州仍作为政府所在地保留。政府宣布撤至重庆只是在军事行动方面对广州造成直接威胁的情况下进行。”王济琛表示，“政府正式撤离的准确日期尚未决定，这主要取决与战争形势的发展，在广州的所有外国代表处将会被通知正式撤到重庆的日期。如同由南京撤到广州一样，外交官撤离的
交通工具和在新地点的临时办公用房将由中国政府免费提供。”8谈话结束时，王济琛希望苏联使馆在近期派代表赴重庆对设馆事宜进行准备，中国外交部方面将全力对苏联使馆的撤离提供帮助。瓦西科夫在向王济琛表示感谢的同时许诺，他将把通知的内容尽快通报莫斯科。苏联方面在接到中国外交部的通报后，计划派公使瓦西科夫率领部分外交官随同国民党政府前往重庆，9但由于重庆方案未得到落实，苏联驻华使馆也就没有再离开广州。[NextPage]
苏联使馆由南京撤至到广州期间，中国国民党政府同苏联政府在外交上一直保持着平稳的关系。尽管国民党方面对苏联支持中共的做法一直不悦，但彼此心照不宣，也未提出过正式的反对意见。但在刘少奇使团秘密访问莫斯科期间，苏联政府同中共领导的东北人民政府签订的为期一年的贸易协定令国民党政府感到愤怒。1949年8月1日，在塔斯社发表了上述公告后，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立即向苏联驻华使馆发出照会。8月6日，外交部代理部长叶公超约见苏联驻华使馆公使瓦西科夫就上述事件提出抗议。叶公超指出，中国政府从来都是本着维护和加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立场，严格承担条约义务。相反，苏联政府的这一做法是对1945年8月14日莫洛托夫和王世杰互换照会的违反，应对此产生的后果负责。叶公超最后请瓦西科夫尽快将照会内容转告苏联政府。瓦西科夫表示，他立即将照会的内容和部长的口头声明转告莫斯科。10但苏联方面明知理亏，采取回避问题的办法处理此事，对上述照会一直保持沉默，不予回答。而这种沉默一直保持到1949年10月2日，苏联同国民党政府断绝外交关系。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改变了苏联同中国国民党政府外交关系的命运。在宣布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同时，苏联政府同时宣布与阎锡山领导的国民党广州政府断绝外交关系。苏联方面认为，由于中国发生的事件造成中国军事、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深邃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成立，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已经组成，位于广州的阎锡山先生的政府已经停止在中国行使权力，并以变成了广东省政府，而失去代表中国与外国保持外交关系的可能性。苏联政府考虑到所有这些情况，认为与广州的外交关系已经断绝，决定召回自己的驻广州的代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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