怯懦在折磨着我们

自己的理想，抱负，价值，舍做官就别无他途，因在皇权之外并没有另一个说话空间。中国的知识者若不懂政治，不懂得如何迎合统治者，不懂得玩弄权术，只凭着一股文人特有激情，天真，孤冷，是断难以为人为文的。我们去读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祸史，便很可以说明问题。这样，那种超越的精神价值，形而上的追求，个人的信仰责任等，就一直旁落在中国的文人与思想者的视野之外，其最高理想也只不过是“治国平天下”，“立德，立功，立言”。中国文人多半走仕途，原因大抵在此了。国家，民族，伦理道德这些中间价值(相对于西方的神，道，救恩这些终极价值而言)是实现中国文人理想的依据所在，他们的烦恼，痛苦，绝望也都在这个中间价值的层面上展开──一旦被体制与权势抛弃，他们就到文字中宣泄自己的全部失意。李白的“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苏轼的“人皆生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陶渊明的“不为三斗米折腰”等，都是仕途受挫之后的悲愤而已。就是素有“天问”精神，倍受推崇的屈原，他的《离骚》也不过是奴才的牢骚，尽管它“多芳菲凄恻之音”，“逸响伟辞，卓绝一世”，且屈原还用自沉的悲壮方式来加强他的声音，可我们细究其内在实质，会发现屈原所喊出的也只是失宠，被排斥，遭主子遗弃之后的不满。屈原式的牢骚是很有象征意义的，他道出与预言了中国知识界几千年来惶惶不可终日的原因：不可一日无君主。“反右”、“文革”期间会有那么多人在违心的检讨中糟蹋自己的尊严，还上万言书，上三十万言书等，目的都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回到体制中，以实现治国平天下、仕途有成的传统理想。被鲁迅称为“明明是有为的青年”的胡风出狱后的心理就是这方面的很好注释。在他还没有回到北京时出现过一段精神分裂，他声称自己听到了空中传话说，邓副主席讲话了，五个人被开除了党籍，铐起来了，消息马上要见报；还说北京让他坐直升飞机走。二十年的牢狱生活，没有使他对体制绝望，他还梦想早日回到体制中，回到权势中。这样想来，“文革”结束知识分子落实政策后，很快就忘记了“文革”的苦难，就不足为怪了──在他们的潜意识里，能回到体制中，苦就不算白苦了。知识分子这样依赖体制，自然难逃奴性。由依赖生畏惧，由畏惧自然就生出无穷无尽的怯懦来了。

　　当然，我们的文化中自古以来还有逍遥，闲适，不争是非的传统，它的思想始祖是庄子的“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无是非观。这种一贯来被推崇备至的思潮，其实并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纯粹，自在，一尘不染，它更多的是一种逃避，一种无奈。因着被体制抛弃，因着现实的残酷，(鲁迅曾说，在中国搬动一张椅子也要流血，因为到处都是“无物之阵”。──这是真的。)似乎只有逍遥可以证实自己的存在还有价值。然而，庄子也不是真的无是非，他在《天下篇》里就列举了别人的缺失，并评是论非，如果他真的无是非，那他的一部《庄子》，便可以如鲁迅所言只要“今天天气哈哈哈……”七个字就写完了；陶渊明也不是一昧“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地逍遥，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这样阳刚气十足的诗句。这种虚假的无是非观，不彻底的逍遥，助长了中国人奴性心理的进一步蔓延，正义再一次被悬搁，无数的怯懦者也由此找到了一个逃避的空间。再加上中国历史上两次被外族奴役的阴影，以及重实利轻思理的人生观在经济开放的年代里得以变本加厉地实践出来，所有这一切，共同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文化的茧，一个难以突破的“铁屋子”，把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窒息其中。没有了个性，没有了自由的呼声，没有了正义感，甚至连怀才不遇的怨叹也没有了，只剩下淡淡的无奈，屈辱的生存，和及时行乐的思想。乖巧的人，则“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鲁迅：《坟·论睁了眼看》)至于痛彻心腑的反省，忏悔，为正义献身等，大家都以为是别人的事，是欧美人吃饱了饭没事干的顾影自怜。即或有人向它张望一眼，也会因公众的眼光如同芒刺在背而竭力逃开，真是祸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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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怯懦在折磨着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用力冲破那个巨大的茧，真正争取到做人的价格与尊严。可是，“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坟·论睁了眼看》)再加上我们的文化精神多半以现实利益为中心，缺乏超越性的价值目标，它就像一个巨大的消解机制，任何人进去后脊梁骨都会软掉，出来后便多半成了名，利，权的奴隶。即使有一些稍有理想色彩的事物，一旦进入现实的中国人的眼中，立刻也会被庸俗化，方法化，策略化，其固有的精神本质将被完全抽空。比如，在中国，读书不是为了探求人生的意义，而是为了做官；《易经》不是用来解释宇宙万象，而是拿来作占卜之用；政治不是为了治国安民，而是演变成了一种权术和阴谋──一部《三国演义》就是一部阴谋史；连神圣而超越的宗教信仰一到中国人的手中，也有了非常具体的世俗目的──求子，求财，求平安等。

　　看哪，我们是一些孤立无援的个人，要到哪里去获取强大的精神支援呢？从终极关怀与正义品质的层面上说，我们的心灵贫困已久了。偶尔有一个鲁迅或顾准，诞生了大质量的心灵，原因就在于他们敢于探出头去接受支援。鲁迅在中国文化(尤其是魏晋时期的叛道文化)之外，至少还深受尼采哲学及自日本传入的苏俄理论的影响；顾准厌倦了东方专制主义之后，就自觉接受了西方基督教文明及希腊城邦制度的训练。没有这些的滋养，他们的硬骨头精神是难以想象的。鲁迅自己也说：“用秕谷来养青年，是决不会壮大的，将来的成就，且要更渺小……”(《准风月谈·由聋而哑》)确实，仅靠一部《红楼梦》是决不会养出另外一部《红楼梦》来的。“五四”时期之所以有那样的文化成就，主要得自于外来营养的滋润，可惜这种精神资源，1949年以后几乎都中断了，否则，我想，“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学贯中西的那一代人，是会取得大成就的；“文革”以后，中国人又开始探出头去看世界，可因在“文革”中受到理想嘲弄至今还有畏惧心理的中国人，几乎失去了再确信什么的能力，即使有真正的理想与信仰，他们也大都不愿再去确信，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样，中国大地上还没有建立起任何实在，虚无主义，物质主义，语言主义又开始大肆横行起来。再加上中国人一夜之间就跃进了消费主义社会，金钱的能力一手遮天，谈超越的信仰就显得更加困难了。

　　现在看来，我们不能确信的原因，不在于曾经受过理想的嘲弄，而在于我们从来就没有为自己的过去忏悔过。一个从不忏悔的人，必然是一个不能确信，也无法确信的人。没有忏悔，我们在人生过程中所有的怯懦，奴性，失足，罪恶，就会积累在我们的良心里，成为一种严厉的自责像蛇一样缠绕着我们。弗洛姆说良心是“人的自我回想”，这种自我回想叫我们的所有罪恶都无处藏身，更多的时候，它还是有力的鞭子，把我们从昏昧中唤醒。良心的罪感所带来的不平安，会使我们失去一切确信的能力；良心的破洞，也会把我们所有的信心与能力漏掉。只有忏悔，能使我们得怜悯，受安慰，作应时的帮助；能使我们的良心免受自责与罪感的折磨而变得坚强起来。同时，良心的坚强将供应我们足够的能力，使我们能拒绝一些事物，接受一些事物。我想，德意志民族战后的滕飞，很大的原因就在于忏悔使他们从自责的缠绕中摆脱出来了，从而重新变得振奋；日本、中国相对来讲缺乏忏悔，虽也可创造经济奇迹，文化与精神界的英雄人物则难以诞生。

　　回到忏悔的立场上来吧。是忏悔，使先知以赛亚痛彻地说：“祸哉！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生活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是忏悔，使伟大的使徒保罗称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是忏悔，使圣奥古斯丁说“我心就是我的仇敌”；是忏悔，使雅斯贝尔斯说“我们全都有责任”；是忏悔，使顾准对孙治方说：“你们手上都有血，而我没有！”奇怪的是，忏悔没有使这些人变成弱者，反而使他们从人类的有限性中站立了起来，在关键时刻，显示出了他们非凡的道德勇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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