悔改在希腊原文里的意思是，心思改变，生出懊悔，转移目标。他能够使人察知自己的有限，不足，罪恶，使之生出赦罪的渴望，并最终可以把人从这种境遇中拯救出来。所以，西方有写忏悔录的传统，圣奥古斯丁，卢梭，托尔斯泰，维特根斯坦等人都写过《忏悔录》，而且影响深远。只有活在忏悔中的自我才是真实的自我。这些忏悔录的作者们是真正认识自己的人，因着他们对自己的深刻认识，使他们也由此真正认识了人类──一个有缺陷，并对自己的缺陷有自觉的群体。圣奥古斯丁在追思了自己的一生后说，我的心就是我的仇敌；马丁·路德也曾说，最大的教皇不是在罗马，而是在我们的心中。我以为，只有站在精神巅峰上的人，才会说出这种真知灼见。他们的谦卑与自省是留给我们的真正财富。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就以《忏悔录》为题写过一篇文章，里面记述了两件他终生为之痛苦的事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件是他在一个乡村当教师的时候，体罚了一名学生，可这名学生的父亲事后当面向他质问此事时，他却予以否认；第二件是在二战期间，他由于担心会受到迫害，隐瞒了自己的犹太血统。
就这两件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情，让一个大哲学家懊悔了一生，这对于一些善于遗忘和原谅自己的中国人来说，肯定是不可思议的。中国人是很少承认自己有罪的，他们最多承认自己曾经有过错误。有罪需要公义者的赦免，有错误则改正就可以了；有罪是指存在本质的污秽，有错误则指存在偶尔被一次过犯所胜──这两种认识之间是有天壤之别的。一个有罪但没有罪恶意识的民族，他们在受到伤害时的血性与愤怒也是很稀少的，逆来顺受惯了，从来就没有追问过什么叫做正义，尊严，高贵，这样的人永远也不会成为《忏悔录》的真正读者。比如，“水门事件”造成美国总统尼克松下台后，毛泽东面对尼克松的女儿女婿满脸困惑地说，我就是想不通你们美国人是怎么搞的，几盒录音磁带怎么就把一位总统赶下台了呢？毛泽东不理解尼克松的下台，就像尼克松不理解一国主席刘少奇可以不经任何手续而被批斗致死一样。“水门事件”在毛泽东看来是太小的事，可在另外一个民族的人看来，却足以失去对一位国家元首的信任。又如，胡风出狱后，对胡风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周扬握着胡风的手说，责任由组织来负。一句话，就把胡风莫大的冤屈推到了一个空洞的组织身上，没有人去追问、承担个人该有的责任。这些细节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细节的本身，它所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个可疑的心灵，中国式的心灵。每当我面对它们时，我的内心就会涌起一股深深的惆怅和厌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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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离那个忏悔的心灵到底还有多长的路途？到底又是什么东西在阻碍我们迈出这重要的一步？我又想起了鲁迅，这位孤独的精神战士，想起了他在早期的论文《摩罗诗力说》的结尾所发出的呼喊至今不绝于响：
“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
越追索鲁迅，越觉得郁达夫说的没错：“因鲁迅的一死，使人们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的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据曾与鲁迅多有接触的日本汉学家增田涉回忆，鲁迅的著作以及鲁迅的谈话中，“奴隶”一词是经常出现的。鲁迅思想的核心也就是反奴性。这个使命至今并没有完成，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经过了这几十年的沉默与口是心非以后，根除奴性的工作似乎变得越来越渺茫了。并且，中国人向来是有做戏天才的，也极容易角色错位：一个反腐败口号喊得最响的人，坐上一个相应的官位之后，也不知不觉腐败起来；一个让谎言害苦了的人，当电视记者的话筒伸到他的跟前时，谎言也会从他口中滔滔不绝地说出来；像阿Q一样懦弱的人，一有机会也会变得穷凶极恶。又如鲁迅所言：“上海的工人赚了几文钱，开起小小的工厂来，对付工人反而凶到绝顶。”(《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
鲁迅把话都说透了，说尽了，我读之真的有点绝望：六十几年过去了，我们的奴性并没有稍稍改善，这些年来，反而在思想暴力之外，又多了一层经济暴力的奴役。人的价值与尊严无从出现，甚至连最后那点文人精神，那点知识者的羞涩也在丧失殆尽。当你看到那些有了点钱就露出幸福嘴脸的人，看到那些说经济发达了文化也会随之发达的人，看到那些哈着腰表忠心的人，你就知道中国不仅要反奴性，甚至还要继续反封建。奴性对着那些无知、蒙昧的人来说可能是一种经年累月的积习，而对一个有理性、有思想的知识者来说，造成这种深重的被奴役的局面乃是导源于怯懦。怯懦就是没有勇气面对自我，面对现实，没有勇气在一种谎言的境遇中站出来说话。怯懦者宁愿失去良心，人格，尊严，也不愿失去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政治生命。
怯懦者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孔孟的精神礼教，庄子的无是非观，两次奴于异族的阴影，以及人生观上重实利轻思理的非信仰状态等，都曾经是奴性与怯懦生长的土壤。鲁迅虽然在二十年代说过，别国的硬汉所以比中国的多，是因为他们的监狱比我们的容易坐，但我想这不是最重要的方面，因为怯懦在监狱外流传更广；更重要的是，长期来固有的传统文化造就了我们怎样的民族心理和精神个性。罗马帝国时期，真基督徒所受的酷刑并不比中国人少，他们有的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有的被火烧死，被扔于狮子的坑中，可是殉道者仍然前赴后继，永不止息。有一个叫伊格那丢的基督徒，因着在罗马皇帝面前传福音，而被下在监里，被折磨得体无完肤。罗马兵丁强迫他用手去拿火，用指头去拿油，放在两腿之间；还用烧红的钳，钳他的肉。最后他被扔在野兽坑里，让野兽吃掉了。他还没有到罗马之前，自知必死无疑，就写了一封信给士每拿教会的监督坡旅甲说：“我没有到罗马以先，要与野兽争战，被捆绑在残忍者中间。我待他好，他待我却更凶。一天过一天，我被打得越来越凶。何等的盼望，能遇到野兽的口，叫死亡速速临到我。在此我才起首学习不重视看得见的，也不重视看不见的，我只愿得着基督。我愿让整个身体变得肉碎骨折，让狮子、野兽吞噬的苦难临到我，使我认识并得着基督。”写头二世纪殉道者事迹的海娄尔说，当时每年除了正月初一外，每天杀害的信徒，总在五千人以上。因此有一句话说，血乃是福音的种子。有些罗马兵杀了信徒以后，看见他们殉道时的荣耀情形，大受感动，也甘愿为这个信仰要求被杀。
与圣经信仰给人供备为义受苦的勇气不同的是，从孔孟到董仲舒，到宋明理学，朱子学说，一脉相承下来的中国的精神礼教，则被鲁迅形容为神奇的毒针，把人麻痹为不死不活的状态而甘愿为奴。“尊孔，学儒，读经，复古，由来已经已久”，旨在从中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华盖集·十四年的“读经”》)“一面制礼作乐，尊孔读经”，“而一面又坦然地放火杀人，奸淫掳掠，做着虽蛮人对于同族也不肯做的事”。(《华盖集·马上支日记》)这就是中国政治思想的实质：儒表法里。虽说中国是儒学大国，但统治者只不过是用儒来实行愚民政策，使之驯服地做奴隶，背后则实行法家的不择手段、钳制舆论的专制统治，无“仁”可言，“才行反者杀无赦”(荀况)。由酷刑，文字狱，株连九族等组成的高压统治，使民众大气也不敢出，使士人不敢治史，不敢言近代事，“著书都为稻梁谋”(龚自珍)。再加上中国的史官文化传统，使皇权垄断了一切，读书人要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