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民增收过程中，政府与市场一直是人们寄希望的资源支撑主体，由此外部力量强行干涉农村这个自运作体系（self—managed）体系，并与农民形成支持与被支持关系，就被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与决策者当成了促进农民增收的法宝。但是当双重失灵的局面出现的时候，政府与市场就会对现存的上述农民增收难题无计可施。但我们会发现，农民群体却可以通过自助性的行为，通过增加自身的积极性社会资本的存量来消解上述不利因素的影响，从而促进自身经济资本的增加。
会资本是一种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并存的无形资本。虽然有学者仅将之狭义地定义为社会关系网络资本，也有学者将之界定为通过网络仍至整个社会结构来获得资源的能力，但他们均强调社会资本至少应包括关系网络、信任及自发性组织这三个方面，它将人们之间特定的社会关系视为一种社会资源，借助这种特殊的关系机制，社会资本可以影响群体成员的物质资源与人力资源的配置。具体而言，农民可以通过扩大自身经济关系范围、增强自组织能力以及扩大对外界的信任度等形式，消减自身现有的消极性社会资本，增加积极性社会资本，从而直接或间接地促进收入的增长。
二 农民利用社会资本增收
1．强弱关系的运用。从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假设”出发，可以发现农民的人际关系有“强关系”与“弱关系”之分。前者以血统姻亲等初级群体为基础，交往遵循供给法则与人情法则，带有明显的情感色彩。后者遵循需求法则，是在理性权衡的基础上为谋求自身利益而发展的社会关系。农民由于长期处于“生于斯，长于斯，老死于斯”的传统生活氛围之下，小农经济的发达与政策壁垒的存在使他们发展“弱关系”的需要极其薄弱，没有形成扩展并利用“弱关系”以获得经济利益的文化气息。而伴随着市场化而至的初级关系联系松散、信任度降低以及“杀熟”等现象使农民“强关系”网络所蕴涵的潜在资源大为下降。因此，可以通过固化“强关系”、发展“弱关系”来帮助农民增加经济收入。其一，“强关系”网络提供生存与发展支持。“强关系”可以帮助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提供非正式渠道的信息、可以为其生产过程提供人力与物力支持。同时也可以为在外地的农民工提供生存的基本情感支持与经济支持，如张文宏与阮丹青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亲属在城乡居民财务与精神支持网络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而李强、风笑天等人的相关研究也表明亲友的资金资助与职业信息的提供将使农民工较快的获得较高的收入。边燕杰的研究结果更是证明，与美国相反，在中国“强关系”是求得较好职业与收入的最大保证。.其二，“弱关系”网络提供信息支持。如梁漱溟先生所言，中国是一个“关系无界”的社会。“强关系”向外延展所形成的“弱关系”网络可以提供多样化的可靠信息，从而减少信息搜寻、鉴别的成本。“弱关系”网络规模的扩大、网络顶端的提高、网络密度的下降等可以为农民工的经济交易、职业变更等提供充分而迅捷的信息。譬如在农业生产与农产品销售过程中，信息缺乏、信息滞后将使农村经济主体在经济竞争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并妨碍农民收入的增加。以笔者调查的乡村建设运动基地河北定州翟城村为例，该村村民在获得市场缺少绿化树木的信息后，一致同意划出相当规模的耕地种植树苗，但三四年后当翟城村的树木可以进入市场时，却发现根本找不到销售市场，没有砍伐作柴火用的树木仍然占据着该村大量土地，这其中因没有利用“弱关系”与外部市场保持经常性的人际联系与信息沟通而造成的经济损失与无形机会成本是巨大的。
2．自发性社团组织的建立。个人关系网络的拓展有其作用边界，这是因为非正式关系网络的支持缺乏强有力制度规范的约束，不具有正式制度层面的合法性，这使得信息获得与经济支持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性。因此，农民可以通过正式的自发性组织来发展关系资源、拓宽信息渠道。经济学家M•奥尔森认为，小集团能够激发组织成员活力，促使成员为增加集团共同利益而积极努力。故而可以由自发性组织提供合作规范与信任保证，农民通过组织建立合作性关系，通过协商进行资源互享互助，从而使成员个体的可利用资源得以增加。其一，提供信息来源。自发性组织使农民的交流有了正式的固定场所，成员间正式与非正式的互动使组织成员获得大量而及时的生产、销售等方面的供求信息，并可以依此自发调整耕种结构，适应市场发展需要，从而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同时自发性组织也将使农民工之间的互动与互助跨越亲缘与地缘的社会边界，使来自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农民工通过共同的组织如同业工会、地方工会等进行职业供求、收入增损以及生活保障等方面信息的共享。其二，提供合作规范。自发性社团具有“选择性激励机制（selective incentives）”，即组织遵循着正式的行为准则，支持成员的合作行为，对成员间的背弃与欺诈行为进行舆论的与经济的约制。从而为成员之间合作的延续性与稳定性提供良好的外部环璄，减少了成员在合作过程中用于收集对方信用状况的成本，也减少了成员因为初识而需要磨合的时间成本、更为成员间的合作与互助行为节约了大量的契约制定与执行成本。譬如，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可以通过成员招纳、信用状况登记等方式约束成员的不信任行为的出现，使作为组织成员的农民对组织内的陌生人信任程度提高，相互间的交易如粮食供给买卖、土地转手承包以及招工进城谋生等成功的机率有所增加，获得更多收入的机会也会相应增多。
3．信任关系的扩大化。自发性组织无法解决成员与外部集团及个人交往的紧张状态。对组织外的外姓人、外乡人不信任将使交易的成功需额外支付更多的事务性成本，如谈判、完善正式契约的成本等。而正如N•卢曼所言信任是一种简化机制，将信任关系扩大化，可以简约外部世界的复杂性，从而解决外群体间的磨擦及内部信任问题，减少社会交易成本、增加经济收入。其一，普遍主义人际信任的普及。传统的人际信任模式呈现为一种差序格局状态，即人们对亲友与熟人信任程度较高，而对一般人信任程度却较低。普遍主义信任的确立将从心理上解除农民与外部进行经济联系、从事非农职业以及异地转移进城的深层障碍，使农民对体制的信任、对他人角色技能的信任逐渐取代建立在既定身份基础之上的情感义务性信任。这将导致农民在经济活动中自觉遵循普遍主义信任观、约束背信行为的出现。同时经济交易复杂性的简化也使农民对经济活动成功的预期值有所增加，使农民无所依从的乏力感减少而对外部世界的信任感与亲和感得以增强，并由此而使土地集中化、产业非农化与农民市民化的进程加速。其二，制度信任的建构。随着经济利益的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