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文化
徽商文化
还有值得称道的是徽州的牌坊群，如许国牌坊，它是由前后两座三间四柱三楼，和两侧单间双柱三楼的建筑组成，大块石料，质硬色青，梁枋、栏板、斗拱等上面，雕刻着栩栩如生的彩凤珍禽、飞龙奇兽，石坊上所有题字，皆是馆阁体”、“擘窠书”。
类似这种牌坊，如棠樾牌坊、江宅木牌坊，均集书法、雕刻、建筑于一体，造型独特，观赏价值极高。加之村人聚玩憩闲的水口之类的园林，台阁池亭，石刻极精；宝塔卧桥，花木成趣。巍峨的祠堂，幽雅的街厅，奇巧的厅院……从这个角度观察，《丰南志》说徽州是“彬彬乎文物之乡”，是名符其实的。这些建筑是对徽州人最直观最生动的文化熏陶。
徽州人的文化性格的形成，还有赖于得天独厚的纸、墨、笔、砚的开发和制作。像婺源龙尾山所产的龙尾石，石质坚润，呵之即泽，光洁莹亮，徽人便因石取势，雕琢成颇耐观赏的砚台，世称“歙砚”。徽墨的形制、花纹，特别讲究，使墨锭成为一种艺术品。
而“一文钱”故事所说的甲、乙徽商所具备的绘画本领，自明代以来，几乎是徽州人都希望学习掌握的一种技巧，连最低层的农夫住家的檐壁也绘满了图画，富足的图画收藏家则将价值数万的郑板桥、金农的作品粘柱障壁，以至比比皆是。一言以蔽之，徽州人都以绘画为雅事，和体现自身价值的目标，收藏书画则成为最流行的时尚。正因如此，徽州画家之多是其他地区难以比拟的，据不完全统计，明清时期这一地区画绩斐然者，就达四百二十余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新安画派”。
直接与之相关联的是徽州的版画。明清一直流传“时人有刻，必求歙工”之说。明代新安黄氏一族，就是其卓越的代表。他们父传子受，数代相继，当时的徽州，作坊刻凿之声，如鼓似筝，彻夜不息。任何一个徽州人，都不可能不受其感染，“一文钱”故事中的徽商自不例外。
尤其是明末徽州胡正言所创的“饾板”、“拱花”技法，即用饾饤般大小板块，按画稿位置固定在案上，分别刷以各种颜色，使其有深浅浓淡，显现物象的阴阳向背，成为一张五色缤纷的图画。“拱花”是将刻好的线纹板不刷色，印时用纸压在板面上，使行云隆起，花卉轮廓，禽兽羽毛，流水涟涟……一一凸现在纸面，俊逸纤丽，穷工极巧，绣像绣梓，展卷悦目。这都会给“一文钱”故事中的徽商以深深的影响。
由此要说到的是徽州的刻书。自明以来，徽州出外经商者日多，足迹遍布海内，他们迫切需要了解全国地理自然状况。这正像隆庆年间刻《一统路程图记》的休宁人黄汴，恐天下人像他那样“厄于歧路”，于是，与二京十三省暨边方商贾贸易，得数家《程图》，穷其闻见，考其异同，反复校勘，积27年编成了这犹如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