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文化”这个名词之下包含着许多互相冲突，互不两立的文化集团。独裁制度是西化，民主政治也是西化；资本主义是西化，社会主义也是西化；个人主义是西化，集团主义也是西化；自由贸易是西化，保护策也是西化。这一类的例子，举不胜举。所谓全盘西化，是化入独裁制度呢？还是化入民主政治？是化入资本主义呢、还是化入社会主义？11
在这里，作者似乎并不是在讨论一个文化问题，甚至也不是在一般地讨论政治与社会制度问题，而是在制定国家政策，制定一项欲以强权在全国上下推广而且似乎必定能够推广的政策。应该说，中国近代激进的提倡全盘西化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们一直没有能很好地正面回答这些诘难，因为他们同样也试图以意识形态的强制口吻来解决文化问题，希望他们为救亡强国开出的药勺方能够在一夜之间推行到全国上下，于是万众一心，全民动员起来实现他们的目标。无论是全盘西化的提倡者还是批评者，都将一般民众看成是行为上完全没有主体意志与选择能力的木偶，而他们自己则是无所不能的意识形态制造者，似乎只要他们发现了真理，每一个行为者就自然会接受他们的方案，于是社会形态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实际上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他们的对立面，从来就并不具有这种社会控制能力，更不是国家意识形态的设计者。而正是因为在他们意识深处的国家主义思潮，决定了他们的理论中，国家是唯一的利益主体，同时也决定了他们必然会在文化讨论中自觉不自觉地使用意识形态话语。
国家主义思潮并非只出现在晚清以来的文化比较研究中，实际上，它有着深厚的传统背景。然而从近代的特定时期看，国家主义思潮的泛滥却与西方输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有关。我们知道，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曾经深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影响，达尔文对生物界“优胜劣汰”的自然规律的提示，固然在欧洲就已经被少数社会科学家滥用到了社会科学领域，然而这个理论在中国近代政治界与知识界的影响，却远远超过了它在欧洲政治界与知识界的影响。我们可以这样说，中国近代的思想界之所以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如此感兴趣，决不是因为这个理论比起其它社会科学理论来更具有真理性，而仅仅是因为它刚好适合了当时的中国思想界的需要，它恰好是思想界鼓动“救亡图强”的极其称心如意的理论根据。当人们将一个国家视为一个生物体，从整体上来思考它的生存与繁衍时，当人们对生物体的生存环境想象为危机四伏的泥沼泽国，认为稍有懈怠便会陷入万劫不复境地时，而且，当人们觉得自身的发展必定要对所有其他竟争者的征服作为手段，试图通过剥夺其他国家的生存权来使自己进入终于可以满意的生存状态时，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当然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正是中国近一个半世纪里国家主义思潮泛滥这一根本原因，正是因为中国的文化界与政治界长时期地沉溺于“边缘焦虑”这种窒息性的情绪之中无法自拔，社会达尔文主义才会从中国找到它最广泛的市场。联想到最近一段时间某些青年学者以冷战时期的夸张敌意谈论西方的所谓“文化侵略”，我们更可知道在文化比较问题上要建立一种正确心态是多么困难。从理论上说，这也说明我们的文化研究尚未成熟，我们还没有真正进入可以进行客观的文化比较研究的学术环境。
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文化也是如此。社会与文化之复杂，主要就表现在组成这个有机体诸多个体有着自己各异的道德取向，而且更有着自己各异的利益需求。社会与文化本身都是多元的，国家并不能代表它的一切，极权者同样也不能，而文人们更不能。联想到从孔子时代以来，中国文人的道德说教一直都在有意无意地使用官方意识形态话语的表达方式，我们不由得要想到，至少文化比较问题上，中国知识分子具有长达两千年的思维惯性，这使得客观而冷静的文化比较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都只能成为一种未来才有可能出现的理想。因面，我们决不能满足文化比较已经成为文化界的一个热门话题，而且还应该要求通过这种讨论，能够使我们对民族与文化的现状与未来的更清醒更明智的认识与把握。
1 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