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私有制社会以后，贫富对立问题一直困扰人类。如何解决这个问超，历史上的思路是劫富济贫，即把富者的财产分给贫者，短期内实现现有财富的平均。孙中山提出了另一条思路，其内容是不动富者既有财富，却节制其增长，同时通过发展经济，使贫者致富，达到“将来共产”，将来共同富裕。这在经济思想史上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对他的构想，我们概括为“节富肋贫”。孙中山的构想突破了没收富者财产给贫者，以解决贫富悬殊对立的传统思路，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创新意义，而且有较强的现实借鉴意义。
(一)
19世70年代以后，欧美各国开始了电气化为主要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生产力发展日新月异，社会财富成倍增长。此时，西方各国继续奉行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自由放任的市插竞争支配一切。伴随着社会财富的空前积累，社会贫富分化也空前激化，工潮迭起，危机四伏。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不仅在经济运行机制上面临新的突破，而且在社会贫富分化造成的社会矛盾的积累方面也达到级致，亟待救世良方。
孙中山正是在这种国际背景下开始了他漫长的欧美游历生涯的。急于从欧美寻找救国救民方案的孙中山，在目睹异国经济高度繁荣的同时，也看到了西方贫富不均埋下的隐忧。早在1903年，孙中山在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就对欧美贫富分化的社会问题有所警觉：“欧美今日之不平均，他时必有大冲突，以趋荆于平均，可断言也”。[1]1912年，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竟支部的演说中认为，西方社会“生产既多而社会反致贫困”的厩因，“实由于生产分配之不适应”，由于贫富阶级“相差甚远，遂酿成社会革命，有不革不了之势”。[2]
象近代许多主张学习西方的学者、政治家一样，孙中山把迫欧楫美看得很容易，认为用不了多少年的时间。他说：“夫以中国之地位，中国之富源，处今日之社会，倘吾国人民能举国一致，欢迎外人，以发展我之生产事业，则十年之内吾实业之发达必能并驾欧荚矣。”[3]看来，孙中山最担心的不是中国能否实现现代化，而是伴随着现代化而来的社会贫富严重分化的弊端。所以，孙中山还在进行民主革命时，就考虑到要设法预防革命成功后中国走上西方“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的贫富阶级对立故道。为此，他在同盟会成立时即提出了“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主张。
孙中山之所以提出防徽杜渐以弭贫富战争之祸和毕其功于一役的主张，这与他对中国当时贫富分化状况的分析有关。孙中山认为，中国有贫有富，富者与贫者之间存在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地主出租土地，向佃农收取高额地租，是很不合理的，需要改革。但是，由于中西社会生产力发展处于不同水平，因而中西贫富分化的状况也同 异。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普遍地穷，他认为；“中国的顶大资本家和外国资本家比较，不过是一个小贫，其他的穷人都可说是大贫。中国的大资本家在世界上既然不过是一个贫人，可见中国人通通是贫，并没有大富，只有大贫小贫的区别”。[4]正因为中国当时贫富分化不严重，所以贫富分化积累的矛盾也较小。孙中山认为，从贫富分化尚不严重、社会冲突尚未全面爆发这个角度看，中国的社会经济的不发达未尝不是福倚于祸。“中国近代进步虽迟，似有不幸。然若能取鉴于欧美之工业革命、经济发达所生出种种漉弊而预为设法以杜绝之，则后来居上，亦未始非一大幸也”。[5]
中英鸦片战争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出现了新的状况。通商口岸与内地乡村的二元发展趋势越来越强，由此造成了中国部分地区的严重贫富分化，孙中山对这种贫富分化的蔓延之势深表忧虑。他认为“中国今日虽无大资本家，然见端固已有之”，“中国实业发达以后，资本家之以资本能力压制人民，固必然之势，若不预防，则必蹈荚、美之覆辙也”。[6]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