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大都招待亲戚之观会者，中馈忙碌，遂投梭辍织”，记者为此感叹：“幸此会数年一举，否则将不胜其劳矣。”（注：《社庄庙迎神赛会纪》，《申报》1929年4月30日。）
其二，施舍费。居住在丹阳窦王庙附近的人家，每逢庙会，总要给坐夜者送米粥、点心，就是一种施舍（注：《丹阳县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870页。）。当然最常见的施舍是对乞丐的施舍。赶庙会的善男信女，此时尤其虔诚。庙堂内阵阵鼓号、缕缕香烟，或许让一个情感并不细腻的村女也能平添几许对人间生灵的关怀，对受伤生命的关切，所谓“乐善好施”的心理，更容易在这样的气氛中生发。苏州俗传农历八月初八为八字娘娘生日，有北寺庙会，“附近之街坊上，大有万人空巷之慨……寺门两旁，排列乞丐，烂手者有之，烂足者有之，扮成种种惨状，哀哀乞求”，一个平时颇为吝啬的香客，当此也会情不自禁地伸向她并不鼓足的衣袋；或曰：“此殆若辈前世未烧八字香，故今生得此乞丐八字欤？”（注：《八字娘娘上寿记》，《苏州明报》1926年9月16日。苏州图书馆藏。）
那些缺胳膊少腿的乞丐，不是来进香的，他们也虔诚，不只是对神，更是对虔诚地信奉神的人。他们也常常排列在山道两侧，大路两旁，根据进香者的不同身份，用“奶奶、大娘、姑姑、姐姐”之类的称呼，用有如捣蒜的磕头，用最能让人皱眉怜惜的身体部位的展示，用谁也听不懂的念叨、咒语，求得人们的施舍。据说，乞丐中鱼目混珠者不少，有的还能借机发一笔小财，但这种情况，广种福田的香客们并不去管它。浙东灵峰寺庙会期间，每天的乞丐多达一千多人，数百人是常事（注：沈志远、乐炳成：《灵峰山“葛仙翁菩萨”信仰的调查》，《中国民间文化》第3集，学林出版社，1991年。）。参加过苏州城郊上方山庙会的人们，一定不会忘记这一壮观场面：数百名体态各异的乞丐，蜿蜒于长达数里山径，有备而来的香客掏出“角票”一路洒过去。跟庙会交际消费不同，这种家庭资源的外向转移，具有单向性和无交换性的特点。
作为乡村最重要的一项精神性消费，庙会花费的绝对数不能算高。但在当时温饱还成问题的情况下，人们还是感觉到了这种消费结构的不合理。身受现代文明洗礼的吴县东山旅沪同乡指出，“赛会迎神是应做之事，烧香拜佛是必然之举，虽废时伤财在所不惜。但是对于公益有利地方诸事，要他们出一点钱，就非常吝啬，而其对于关系自身有密切之
农业，如何改良，果树发生虫害损失，还有鱼池为水患成灾等等，则反不闻不问，不之顾及，推之于命运委之于鬼神，墨守成法，不事改进，为时代落伍者，此实迷信所致也。”（注：醒农：《东山农村迷信问题之商榷》。）以家庭为基础的社区消费结构亦大致不离。吴江黎里镇，一年中的岁时花费倒还有限，但在中秋之夜举行的“太平神会”，花样百出，“宿山”、“接佛”、“游河上殿”、“夫人会”等，不一而足，故黎里一方，“别无靡费，惟此一节需无算。”（注：徐达源纂：《黎里志》，嘉庆十年(1805)孚远堂刻本。）
如果说这样的消费结构是不合理，其实是其中的消费偏好的不合理，而这种消费偏好是受制于近代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的。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农民社会的亚文化决定了消费偏好的性质。这一点，只要听听吴县善人桥镇茶馆里的农民议论就很容易明白了：
——老菩萨会七年才得举行一次，如果一定不许出，要叫他们担保七年太平才行。
——不要讲了，徐家场村好几家小孩，昨晚多在发寒热，一定老菩萨在不答应哩！我们要拿主义，一定要出的啊！
——要晓得不出会，若是老菩萨显起灵来，我们七十二段的村庄，都要不太平的，你们担当得起吗？从前木渎镇绅士姜桐青，新中举人，在出会的时候，冲撞道子，隔日就暴病而卒；唐冈头村民仰鲁山不赞成出会，后来子孙继绝；你们现在不信，如果老菩萨找到头上，就不怕不信。
在茶馆里劝止庙会的“农村改进会”成员闻此十分感慨：“乡民的中心信仰，只有泥塑木雕之偶像，这是中国数千年来相沿的迷信风俗，破除实非易事，恐怕不独善人桥是如此吧！”（注：王洁人、朱孟乐编：《善人桥真面目》，吴县善人桥农村改进委员会印行，1935年。苏州地方志馆藏。）
的确，不独善人桥如此！青苗会是旧时江南地区比较普遍的一种迎神赛会，大多在农历七月中旬举行，因为在这段时间里，天气干旱，病虫害频发，农民们指望通过这样的行会，使青苗返青，“青苗”之意存焉。在浙江慈溪乡村，人们相信，庙里的菩萨抬出来若不行会，“庙脚”所属村落就会有天灾人祸降临。预防灾难的青苗会自然就由受益的村落共同负担了。长期以来，形成规矩，行会经费，以庙脚村落为单位，按田亩分摊（注：滕占能：《慈溪青苗会调查》，《中国民间文化》第14集，学林出版社，1994年。）。
要说农民的庙会花销完全心甘情愿，也不尽然。在这里，社区
组织的影响力和一定程度上的强制性是明显存在的。
在湖洲双林镇，做春社成为土地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乡村必有庙，所祀者曰总管。正二月间必有社戏一二日，费则照田科派，虽孤寡贫乏衣食不给，亦必急切筹措。”经费的筹措为何如此急切呢？原来，“每年必举社村中人，聚而饮啖肉食等，有定式。稍不如式，司会者当其责，广众中大声以呵。社有余钱，则按户分存生息。临期有亏，负罚甚酷。此则各村皆然者也。”（注：清同治《双林镇志》，“风俗”。）“司会者”的权威来自于乡土“同意权力”，是草根力量的社区显示，其影响力绝不能小视（注：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第61页。）！
在苏州西南乡，主持“穹窿老会”事务的村落，“所认定之仪仗，亦有老账根据，不可轻易变更，如力不能负，虽借债卖田，亦所情愿。”真是情愿的吗？一位“段头”（即会首）坦言：“今年米只粜五块半钱一担，丝只卖三块多钱一斤，说句不客气的话，大家手头多很拮据，还有什么力量，来寻这种穷开心，此事都由各段头负责。”从事乡村建设的“农村改进委员会”了解贫苦农民的难处，力劝停止出会，深合他们的心思：“你们先生真是好心，能得发起不出，是再好没有了，现在米和丝都卖不起价钱，他们一定要出，真是拖人下水，叫我们穷人怎样受得住呢？”（注：王洁人、朱孟乐编：《善人桥真面目》。）
上海郊县一带的“钱幡会”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庙会集资方式：农历三月二十八日，载歌号游，礼于山岳祠。先是，东乡的巫师们，从元旦开始，舁偶神循门互唱索钱，结缕为胜，以奉岳神，谓之“钱幡会”。至是日，鼓乐骑盖送神上山而散（注：《松江府志》（清嘉庆二十年刻本）；《奉贤县志》（清乾隆二十三刻本）；《金山县志》（清乾隆十七年刻本）。见《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第4页、第35页、第37页。）。对于这种方式，说它强制吧，并不是非要出钱不可；恐怕也不是所有的农民都乐意为之。有趣的是，浙东一带也有类似的方式：“有所谓闹龙灯者，数人执龙灯一，敲锣击钹，沿门索钱以备他日赛会之用，谓之‘抄化’。”（注：《定海县志》（民国十三年铅印本），见《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第816页。）“钱幡会”也好，“抄化”也吧，它们都以神的名义在行动；由此，神的意志成了巫的意志，巫的意志成了农民的意志，所谓农民的消费偏好不过是对神的偏好。
二、个案分析：庙会交易行为
在桐乡乌镇，每年从农历三月初一到月半，土地庙照例有“‘庙会’式的临时市场”，称“香市”（注：茅盾：《故乡杂记》，《现代》第1卷，第2期，1932年7月。）。赶香市的主要是农民。乌镇香市也有一般庙会常有的生活日用品买卖，但桑秧的交易是其颇具特色的重要交易内容。
桑秧，即桑树的幼苗。在蚕丝业发达的江南乡村，这是一种必要的生产资料。被称作“桑秧客人”的外路人看准了这个重要市场的存在，每年跟戏班子一同来到乌镇：“桑秧客人”来了，“香市”也就快到，戏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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