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江南庙会与农家经济生活

【英文标题】ON THE MODERN TEMPLE-FAIR IN THE SOUTH-EAST CHINA AND THE ECONOMIC LIFE OF PEASANTS' HOUSEHOLD


【内容提要】遍布江南的乡村庙会，与农家经济生活息息相关。本文从消费偏好、交易行为和利益分配三个侧面，揭示两者之间的关系。缘于特定的社区亚文化，传统的庙会消费偏好，构成为不合理消费结构的重要因素，阻滞着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的生成。近代乡村庙会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相扣联，具有经济理性而又无助的农民在庙市上的交易行为，是其面对变幻莫测的市场所作出的艰难选择。以庙市来枢纽家庭手工业品的农民，深受此类原始短期地方市场之害，而与其它利益既得阶层形成的鲜明反差。


【英文摘要】The rural temple-fairs spreading all over the South-East China were closely realted to the economic life of peasants' household.The relations are revealed in the paper from three aspects:consumption favor,dealing procedure and interest distribution.Due to the special community sub-culture,the traditional consumption favor of temple fair was the important factor in unreasonable consumption structure,hindering the growth of civilized and healthy life style.The dealing behavior of helpless peasants but with economc sense,were a difficult choice in the face of phantasmagoric local fair in connection with modern worldwide capitalism market.The peasants exchanging cottage industry products by rural temple-fair deeply suffered from this primitive short-term local fair,in sharp contrast to other gained groups.

【关 键 词】乡村庙会/农家/经济生活/市场


【 正 文】

　　依然存在于近代江南乡村社会的传统庙会，与农家经济生活的关系如何？史学界过去几乎没有涉及。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以加深对江南乡村独特的经济、社会生活的理解。

　　 一、内在理解：庙会消费偏好

　　在农民消费结构中，庙会消费占有多大的比例？难以有一个精确的答案。在1946年8月的一份材料中，有关吴县东山庙会所浪费的“有用的物资”的透露，让人不敢相信：“迷信的风气还是如此般炽热；每年每个家庭中所耗费于迷信上的要占全年支出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劳力的浪费更无从统计了。”（注：醒农：《东山农村迷信问题之商榷》，《莫厘风》第二期，东联出版社1947年1月1日。上海图书馆藏。）显然，这里的估测不具有普遍性。1927年有人对江苏句容县农民的消费结构进行了一次调查（注：巫宝山：《各地农民状况调查·句容》，《东方杂志》第24卷，第16号，1927年。），其中，年收入在17美元到28美元之间的雇农，以个人计，敬神费约为总消费的4.5%。这一数据可以作为我们的参考。制表者在“雇农之消费比例”表下注曰：“雇农非真为敬神而有如多之消费也，乃参与敬神之费耳。”所谓“参与敬神”，逛庙会费用当为“敬神费用”之一部分。依作者口气，似乎高估了敬神费用，其实，如果把与庙会相关的许多其它费用计算进去（其中应当算入的），可以肯定，这里的统计还是不完全的。这里，仅仅列举两种：

　　其一，庙会交际费。时逢庙会，四面八方的亲朋好友，“从外祖母起一直到自己的女儿，女儿的小姑，几世不走动了的亲戚，因此也走动起来”（注：臧克家：《社戏》，《申报》1931年4月17日。），为尽地主之谊，自当款待。奉化忠义乡的“灯会”在元宵节，是时，乡民们“虔备祭礼，张灯结彩，演戏于神庙，盖春祈岁稔意也”，形成庙会，“亲属多因此时往观。……（灯会）盛推松隩景祐庙，惟祀神而外縻（糜）费殊甚。”（注：《忠义乡志》，光绪二十七年刻本。见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2月，第771页。）1936年，一位记者去太仓璜泾采访猛将会，“踱出庙门，至亲戚家里去吃饭，知道此地的居户，几乎有十分之八，都在当‘招待亲友’的差使。”（注：严洗尘：《五月廿一的太仓》，《中国的一日》，上海书店，1936年。）

　　既是待客，自不能“小菜一碟”。在经济状况并不算好的上虞南乡，1930年盛夏，“素无夏戏”，也演起庙台戏，陈溪口、潘宅、背向等近20个村落乡民，“俱至下管待购买鱼肉，以饷来宾”，无论如何还算开心，因为“今岁稻禾丰收，乡人喜形于色”，乐而为之（注：《南乡大庙演戏》，《上虞声》1930年8月20日。上海图书馆藏。）。在北乡，有所谓“小越神会”，“本街及上堰，长河港，眺头，顾家，石板弄等处，居民办盛馔款客，故数日中，鱼虾猪羊之价大增，且供不应求”（注：《小越神会之热闹》，《上虞声》1928年11月28日。）。所以顾颉刚先生的朋友王伯祥说：苏州乡村上演庙台戏，“乡民不费于戏资而费于请吃戏饭。每年演戏，邀请他乡村之亲友来看，杀猪设酒，费百余元不为奇也。”（注：顾颉刚：《苏州史志资料笔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16页。）穷苦人家把此项花费看作是一项沉重的负担。遇有特殊情况，乡民更是叫苦不迭。1919年6月，常熟莫城镇赛城隍会，“原定于旧历初五六两日，届期适遇阴雨，遂顺延一日，乡人以鸡黍款客，因之大费，甚有典钗质农，以尽地主之情者。”（注：《赛会状况》，《常熟日日报》1919年6月8日。）仔细考察，这样的事例并不极端。据史料记载：江南一些地区的庙会活动曾造成“昨天取钱今取谷，春衣典却还卖犊”，“农民有失家产者”的结果（注：《虞乡志略》卷8，道光《璜泾志稿》卷1。）。

　　从家庭经济社会学的观点看，庙会交际费是一种双向的家庭资源转移，应该说是一种必要消费，但由于其即时性和攀比性，让缺少储蓄的贫困之家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庙会交际，既赔物力，还要搭上劳力。据《申报》（1929年4月30日）载：在上海浦东社庄庙著名的“三百六十行赛会”期间，洋泾镇上其它商行（店）莫不利市三倍，“惟收买机织布之布庄市面完全停止，盖无论贫富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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