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温公书仪》卷三《婚仪上》中，司马光说，“妇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这事实上确认了女子在家庭乃至家族中的作用。
女性在家族中的具体责任及作用，是随其身份的变换而转化的。欧阳修为谢绛妻
宋代士人家族中的妇女这种“为妇、为妻、为母、为姑”的角色转换，显然都是围绕家族中的男性轴心进行的；她们根本的职责，在于保证家族的团聚兴盛。
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模式本来有其合理性；但伴随这一分工而来的，是不合理的社会角色倾斜。在宋代，“妇人不预外事”的观念影响很深。所谓“外事”，至少有两层含义：它不仅指社会事务，而且包括涉及外界的家族产业之管理与经营。不过，在现实社会中，许多士大夫感受到“富贵盛衰更迭不常”的压力，对家族事务的管理采取着比较开明或者说是灵活变通的态度。
南宋袁采所作《袁氏世范》卷上《睦亲》中有一段文字说，“妇人不预外事者，盖谓夫与子既贤，外事自不必预”；又说，“妇人有以其夫蠢懦而能自理家务，计算钱谷，出入不能欺者；有夫不肖，而能与其子同理家务，不致破荡家产者；有夫死子幼，而能教养其子，敦睦内外姻亲，料理家务，至于兴隆者：皆贤妇人也。”
据《朱子语类》卷八四《论後世礼书》中记载，即使朱熹本人，亦不主张斤斤拘泥于古代家礼，而主张适时应变，“参以今之可行者”；以便确保原则要领的贯彻。
从宋代苏州士人家族妇女的社会实践活动来看，她们中的不少人事实上管理着家族产业，成为家族事务正常运转所倚重的对象；其中有些更以不同的方式辅助乃至介入了夫君子嗣的事业。
2、相夫教子，助成事业
宋代“与士大夫治天下”，“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23〕。正因为“国家用人之法，非进士及第者不得美官”〔24〕，读书业儒，以便投身举业、跻身仕途，成为宋代士人的普遍追求；随之成为寄自身期望于夫婿、子孙业绩的士人家族主妇刻骨铭心的希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