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后半叶的西方文论主潮

经验，另一方面又有着在后殖民氛围中的文化身份认同与历史阐释焦虑，同时还存在着全球化文化霸权中的历史记忆和民族寓言问题。这种问题的重叠化，语境的杂糅化，场域的错综化，使得"后学"从文化批评进入政治批评领域，并在解构与建构、时尚与守成、虚无与信仰、悲观与乐观中重新书写自我文化身份，当代性的"文本政治"问题因之得以敞开。

       对中国而言，不是全面植入后现代问题，而是在现代性全面展开中择优而行。因此，对政治层面、经济层面、信息传播层面的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差异，当从更高价值理论层面加以分析：应该用一个更高、更远的视野来看如今同时态呈现在面前的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在神性和兽性之间找到人性的基本价值平台。说到底，选择什么样的角度，做出怎样的具有合法性的价值判断，与我们的文化身份和中国立场紧密相关。

       今天，在西方中心主义逐渐式微以后，东方文化精神逐渐成为边缘文化对中心文化的校正和互动。当今出现的"生态批评"（Ecocriticism），或者又称为"生态诗学"（Ecopoetics），无疑有中国文化精神的资源整合在其中。即注重当代世界文化精神的生态平衡和文化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对诸多复杂的问题有新的透视角度。人文生态问题成为当代问题的汇聚点，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在全球化消费主义发展进程中，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成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为Ego（自我）与Eco（生态）有着内在的和谐联系，需要均衡发展。然而，在这个日常消费生活的名牌政治社会中，这种和谐却被一再地破坏了。我们需要不断审理全球化文化生态失衡在社会心理和个体心性的健全方面所造成的意义流失，并进而对网络传媒在"文化工业"生产中正负面功能加以清算，调整并重建人文精神生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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