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中央集权制以来一直到满清皇朝的覆灭，中国社会的自性转型几乎是保留了秦汉的风格，未能实现实质性的突破，这也是中国社会未能跨越传统型态影响最终僵化腐朽的根源。
三、帝制的覆灭与转型过渡：民国的贡献
1911年随着满清帝国的覆灭和皇权的失落，以皇帝为颠峰的金字塔形的延续二千年之久的中国社会结构也轰然崩溃，以皇权、官僚、士绅和民众构成的多元社会结构急剧转变为地方实力派与民众之间的二元结构。科举制的废除导致承担缓冲作用的士绅阶层遭到毁灭性打击，中国社会似乎失去了脊梁的支撑。民国时期，混战不已，内有军阀、国共之争，外有日本外族的侵略，国难家愁绞和在一起。中国社会转型也陷入一种漂泊不定、反复摇曳的状态，表现如下：其一，新旧治理体制衔接脱轨。国民党取得政权之后，力图将中国纳入现代化的世界体系，而扎根国人骨子中的以皇权为象征、以道德力量为整合核心的社会组织模式干扰和阻碍着中国现代化的变革与推进，新旧体制的矛盾就导致了中国社会转型的混乱及民族社会心理的失衡。其二，乡村的没落。在皇权时代，乡村处于一种相对自治状态，特别是士绅的嵌入使乡村成为支撑中国社会稳定机制的基石。然而随着科举制的废除及乡绅的失势，乡村出现“空离化”趋向，大传统和小传统都失去了生存的依赖，进而乡村也失去了与现代社会接轨的媒介和桥梁，同时乡村的没落又导致宗族的复兴和家庭制度的变化与转型。其三，传统价值观的失落与彷徨。民国时期，思想解放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对传统文化价值观的讨论及坚决性的否定，与此相应是对西方文化价值观的推崇及绝对性的肯定，其结果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失落及中国社会转型指导理论的缺位8。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文化运动无不起源于民间社会，先秦诸子、六朝玄学、佛学以及宋明理学都是如此，但这些文化运动的最终结果是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中国社会的价值观是与官方的肯定与推崇紧密相连的，虽然最终在僵化的官方认可中失去了活力，但却成为国民行动的一个重要参照体系，断然否定中国传统而又片面肯定未受官方认可的西方文化和价值观使中国社会忽然失去了平衡的重心。因此民国时期的最大贡献是完成了中国社会转型的过渡，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照，它未能为中国社会自性的转变留下深深的烙印。
但从学术渊源而言，民国时期社会思想家对中国社会特质的认识与讨论却最为激烈也最为深刻。初略分析大约可分为三种不同的思想路向，即以梁漱溟等人为代表的乡村学派、以孙本文，费孝通等人为代表的社会学派和以陈独秀，胡适等人为代表的政论学派。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职位分途”9，他认为在中国没有个人观念，中国人不为自己而存在，中国弥天漫地是义务观念，因而中国偏长于理性而短于理智。近代中国虽不能称为平等无阶级的社会，但还未构成阶级，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职位分途的社会，这是中国的特殊性。由此他认为中国建设不能走发展
工商业的道路，也不能走苏联的计划路向，中国的出路在于改造乡村；孙本文认为，中国人的特质表现在重人伦、法自然、主中庸、求实质、尚情谊、崇德化等方面，认为中国人缺乏国家民族观念10；费孝通则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是以“己”为中心的关系有异的社会，中国人的特质表现为家观念、小圈子、人伦、自我主义和团体道德的缺乏11；陈独秀认为中国社会的特质是安息为本、不崇尚战争和武力、家族本位和感情本位，由此他认为国人散、贫、不洁和圆滑12；思想大师胡适则认为国人具有知足、物质享受、自欺自慰、无思无忧、注重个人修养和安命不争的特点13。还有诸如李大钊的“动静论”、潘光旦的“中和位育论”等观点。上述大师大多从文化的角度对中国社会进行的反思，特别是论述国人性格的多，而对中国社会的特质则大多处于一种模糊的分析。尽管如此，他们的分析奠定了深厚的学术根基，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探讨中国社会的型态。
四、颠覆与重构：1949年之后的中国社会
1949年于中国社会转型的意义而言是传统中国与现代社会的一个绝对的分水岭。如果说民国时代中国社会是在传统与现代的转型前夜挣扎，那么1949年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则使中国昂首挺进现代的光辉大道。然而任何一种社会转型决不是与传统社会型态的彻底决裂，或多或少总有些藕断丝连。在现代中国的社会型态中仍可以发现中国社会原型的一些特质。于中国社会原型的四个本位而言，在现代中国它们则变异为关系主义、行政主义、单位主义和身份主义。
关系主义是由和合本位经多元一体主义演化而来。在社会学研究的视野中，关系网络是华人社会里普遍存在的现象并且发挥着重要作用14。国人讲“和气生财”、讲“家和万事兴”、讲“和合之道”，推行和睦与合作，并且注重不同群体的协调与配合，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求得自身的平稳和心理满足。关系主义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及社会寓意是：对社会规则的漠视、面子观、血缘地缘和业缘的强调及社会整体面的松散。1949年后，新中国仿制苏联建立的是高度中央集权的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全部社会资源垄断在国家乃至中央政府手中，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之外几乎不存在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国家通过一系列制度性手段将所控制的社会资源分配至个人，从而形成个人对社会资源的占有，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个人的社会地位。由于这种国家对这会资源的分配是按照特定的制度规则有差异进行的，因而造成了等级相异的社会地位，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分层体系。那些占据了公有资源分配权力的人此时成为关系的原点，在公利与私情的权衡沟通中构建、强固和发展了个人与个人的私交关系，也就是常说的公共资源个人化、公共权力私人化、公共利益人情化。在改革以前它是血缘、地缘和业缘发展的温床，在市场经济下它则成为权钱交易、堕落腐败的根源。公共权力的占有者在国家经济、社会事务中舞弊以牟利，主要是由于占据和垄断了稀有资源的分配权，同时他们的社会关系原点地位又促成了小集团关系网络的形成，如此以来社会被分割成众多的集团圈，而在社会的整体层面上由于集团间的倾扎而表现出一盘散沙。中国社会之“官官相卫”、结党拉派、区域分离、行业分割等弊端皆由此来。官场社会如此，民间社会亦然。国人好讲情面、漠视规则而两肋插刀都是关系主义的表现，另一方面这种氛围又蔓延、加固和助长了关系主义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关系主义的原因和后果都出于一宗。
行政主义是宗法本位的腹子。在宗法的阴影下国人由追求血缘的同一转为社会治理中的家长制，由追求社会地位的荣耀转为现代社会的官文化和官本位。官位等级不同，官人占据的资源、施令的分量及享用的待遇相异，官位所体现出来的荣耀和利益使之成为国人追逐的焦点。特别是1949年革命成功之后，在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下，国家按照行政权力在身份和单位的基础上赋予官人和几乎所有的单位以一定的行政级别，按照这种行政级别将不等量的社会资源和支配社会资源的权力分配至不同级别的个人和单位，使社会资源和它的实际使用者之间建立起更为紧密的联系。至于那些官人则因这种行政级别的唯一性更直接成为其社会地位的标志。在此行政权力泛化为社会权力，换言之，行政权力取代了其他形式的社会权力。这是当今中国社会官吏沉冗、公共权力部门改革难以深入的内在根源。
单位主义是单位制的理论基础，它源自宗法本位和仪礼本位的交相作用，它首先表现为单位制。有人认为，单位制产生于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战争时期形成的严密的组织体系，发端于“根据地”的供给制使财产所有权的公有基础被确立了，个人不存在经济的独立性，
物资生活依赖于被称为公家的集体，这种做法逐渐转变为建国后的单位制15。这个观点正确与否我们姑且不论，但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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