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因此是“一盘散沙”。但他不主张以个人主义取代家族主义，而主张把家族主义放大，形成“国族主义”。他强调：“民权主义是为国家争自由……万万不可再用到个人身上去……国家要得到完全自由……便要大家牺牲自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二讲》）只是在五四运动中，个人主义才有了合法性，取代了家族主义。陈独秀明言“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改造国民性也由树立国家意识转向树立个体意识。但是，国家主义并未消歇，而是作为更高一层的目标而存生，即树立个体意识是为了改造国民性，从而增强国家活力。胡适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介绍我自己的思想》）可见，个人自由只是国家自由的手段，离开国家自由的目的，个人自由便没有合法性。“五四”以后，社会革命代替启蒙，集体主义代替个人主义，知识分子精英也认同了这种集体主义。30年代一些著名学者主张权威政治，拥护国民党政权，表明在国难当头中国知识分子已经放弃自由主义，认同国家主义。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则洗心革面，清除自己的自由主义，代之以阶级意识。建国以后，出自巩固国家社会主义的需要，国家主义全面加强，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受到批判、清除。这种倾向在“文革”中达到极端，发展为“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个人主义连同现代性被一齐拔除。
在当代，面对现代性的冲击，形成了新的国家主义思潮。新国家主义表现为主张以国家名义限制和取消个人权利、个体自由，以获取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一些知识分子也认同国家主义，认为国家高于个人，个人必须为国家牺牲。这种新国家主义是对现代性的反动，必须予以批判。
中国知识分子的另一个现代性焦虑是对社会乌托邦失落的恐惧，因此政治化的道德理想主义成为现代性的第四个陷阱。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是“天人合一”，信仰与道德理性混沌不分，因而具有道德理想主义性质。西方现代性是一个世俗化的过程，天国坠落到人间，天人分离（彼岸与此岸分离）。中国知识分子接受现代性，必然面临着世俗精神与道德理想主义的冲突。在五四运动中，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了科学、民主，抛弃了儒学的道德理想主义，造成了天人分离。严格地说，这应该是信仰的丧失（五四运动没有引进西方文化
宗教之维）和形而上的缺失（五四运动也忽视了现代哲学的引进、建设）。“五四”后期发生的科玄论战，表明了科学主义对信仰的排斥。这种信仰的丧失及道德理想主义的崩溃，使中国知识分子迷失了精神家园，从而对现代性发生动摇。“五四”以后，中国知识分子重新开始寻求理想主义，而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共产主义理想与社会革命相结合的学说，征服了中国知识分子。共产主义的理想主义战胜了实用主义的三民主义。政治化的道德理想主义可以激发革命热情，但在建设现代社会中造成偏失，一次次的政治运动，大跃进的狂热，以及“文革”闹剧，都与这种政治化的道德理想主义的偏失有关。毛泽东的政治化的道德理想主义是他发动“文革”的思想根源，而青年学生的造反狂热也源于这种政治化的道德理想主义。
在当代，政治化的道德理想主义仍然没有消亡，面对不那么理想的现代化前景，新儒学、新左派都提出了自己的社会乌托邦理想。特别是新左派对现代性的批判属于孙中山所说的“社会病理学”，它主张的“第三条道路”仍然是一个乌托邦。中国受理想主义、乌托邦之害极其深重，因此必须加强警惕。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中国现代性历程的迂回曲折，留下了深刻的历史经验。而当代中国的社会思潮似乎又重复了“五四”以后反现代性的历史。如何走出历史的循环，实现现代性，有赖于中国知识分子克服现代性焦虑，以健全的心态接受现代性，从而越过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民粹主义和理想主义的陷阱，庶几中国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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