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工具），就已是十分的抵触了。
可以说明的是，此种心态和行为已不能简单地用“华夏中心主义”所能概括了，它更应该被解释为柔性文化心态在对待刚强的异族文化威胁时，采取的具有历史承继性的“应战模式”。“五四”虽然希望通过“全盘西化”矫枉过正的方式来摧毁这种顽疾设置的障碍，迫使中国社会接受西方先进文明。但这个意义上的“五四”失败了。它开创的努力甚至在今天仍遇到重重阻力，并且，其中许多源于非政治性的因素。处于外侵或没落王朝时代的中国人群一律继承、推崇上面提到的“应战模式”。“五四”的失败是它的又一次胜利。它几乎到了根深蒂固无法动摇的程度。钱理群在他的文章中这样写道：“对‘五四’时期的启蒙思想的‘打击’，还来自作为被启蒙对象的中国民众自我。中国‘人’真如启蒙者所期望的那样‘立’起来了吗？周作人、鲁讯以及他们许多同时代人，都迅速地发现，尽管‘五国’新文化运动进行得轰轰烈烈，仿佛也发生了令人眼花缭乱的种种变化，但中国骨子里的人心，民性并没有变”，“历史不过是可悲的‘循环’”，“周作人更是由这类必然出现的‘民众的专制’而得出了民众根本不可能改造与觉醒的结论，并引出了启蒙者必然‘孤独’的命运。”⑻（钱理群《精神的炼狱》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03－104页。）不能不说这是种历史性的无奈。
下面，要简述西方文化源头及其后世承继以作参照。古希腊、罗马时期是西方文明奠定基础的时期。恩格斯说：“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对这一观点的认同必然表明：古希腊、罗马文明应该具备后世西方文化的各种“基因”，作为文化大厦核心或是根基的文化心理更是会在这个时期得到初步定型。正如中国的宋代一样。古希腊、罗马文明的鼎盛期涵盖了政治、军事和文化等一切方面。宏伟、大气、开放、外向的特质也为它们共同分享。希腊城邦“在公元前5世纪达到它所能达到的高度，出现了政治上较为民主，言论上较为自由的奴隶民主制政体。这种政治上的民主、言论上的自由，无疑为古希腊文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⑼（张良村等主编《世界文学历史》中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第4页。）这里，不妨将“文学”的内涵及外延扩展为“文化”。另外，“古希腊在经济上基本上以手工业和海外贸易为主。”“这种外向型的经济方式，使古希腊人养成一种富于幻想，不甘平庸，敢于冒险的民族习性”，⑽《世界文学历程》第5页。必然地又将带来文化上的外向性。它从一开始就乐于和善于接受外来文化；“随着海外贸易纷沓而至的东方文化，便是促进古希腊文学发展的催化剂，尤其是埃及和巴比伦等国的文化。”⑾《世界文学历程》第5页。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与中华文明截然不同的主动性。至于古罗马帝国，计秋枫在《略论近代欧洲国际体系的建立与演变》中论述道：在渥大维及其继承者的大肆扩张中，将自己的法律、宗教和行政
管理强加给所有被他们称为“蛮族”的欧洲各原始民族，以其强大的武力和辉煌的文化，将欧洲建成一个“无邻邦帝国”，罗马城成了欧洲的中心。可见，它将积极、向外，进攻的品格发展到了鼎峰并最终完成。
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似乎将西方文明关进了封闭的学院，文化似乎倾向于“内视”，但与中华文化不同的是，它是迫于外力的被动选择，以一种文化形态代替另一种文化形态，而不是动力于内部的因素。“教会对于古代希腊罗马的文化十分敌视，想法设法销毁古代的文化典籍，只保留一部分有利于基督教的古代文化，导致文化发展的断裂。”⑿（《世界文学历程》第45页。）因为是被迫，故一旦这种强力的对立面觉醒，其力量发展超过强力的本身，就会形成对这种强力的反抗，并求得颠覆后的对源头的重拾、重构——文艺复兴。而宋文化的整体性自闭则不是由于异质文化的统治，虽是迫于政治、军事压力，但终究是文化自我调整的结果。它获得了一定限度的“自由”，不必完全摒弃先前的文化传统，它可以将它异化或发展其侧面，造成主次易位或显隐对调以适应外界压加宋人是将目光转向内部社会和自己内心，醉心于“道统”的重建，将唐代作为经学“偏支”的理学发展至极至。“李翱等所倡导的性理学说，确是宋儒所倡‘儒表佛里’的理学的先河。”“理学从经学侧面演进而成”。⒀（《唐代文化史研究》，第10页。）因此，宋文化切断了汉唐文化主流血脉，而它重新完善了另一种传统——理学是完善的产物，它的强大彻底催毁了汉唐文化传统再现的可能，它表现出了比后者对中华文化土壤更强的适应性和粘合性。如果说汉唐文明是对中华文化源头的反动（当然这种反动以失败告终），那么宋文化则是将这一源头隐含的文化心理特质由内在隐伏的幕后推到了前台，使其被广泛接受并深植于普遍个体内心，从而取得作为以后各代构建自己文化的基石或“新源”的权利。中世纪经院式文化模式不具备这种条件，原因在于它与西方的文化传统是根本不相容的，这是它以后退出历史文化舞台的重要原因，一如中国的汉唐文化。
文艺复兴在这里取得了必然性，它与宋文化一样力图对原文化进行重构，区别只在于对象的特质和重构的方式——一定程度上也是这种特质的衍生物。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及以后的启蒙运动充分体现了西方式的特征。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兰西盛极一时，它托起一种刚健的文化。这种文化由于有强大的物质基础、军事实力作后盾，得以坦率地面对世界，以主人的姿态向上古探求，向世界吸纳，吞吐着各种文明。已如前面所说，文化无法被彻底消灭。原文化的外求、开放品格湮没了数百年之后，被一群思想家再次重拾，“被动”地从专政和宗教的牢笼中解放出来。这里西方式的对文化源头所代表的文化特质和形相的跨时空嫁接和“完形”就体现出与中式的由后台走向前台式的“显现”明显不同了。它的追求者将目光穿过中世纪的重重黑幕，去寻找与客观现实及内心需求相契合的源头文化，所止处就是古希腊罗马文化。西方在此时也完成了它的文化重构和整合。这一过程中体现其文化特质的现象很多：“尤其是法国的学者，他们把理学认为是无神论的思想”，“拿这种理解去反对宗教，反对专制而腐败的君主”。而当时，德国思想家“都是受过中国理学影响的”，“要了解他的‘活水源头’，是不能不推溯于唐代经学的侧面功能与影响。”⒁（《唐代文化史研究》。）它们与宋文化的闭门造车式的自构的区别是不言而喻的。
至近代，呈现西方文化传统的任务主要不是由文化（狭义）自身去完成，而是交给了经济、政治和军事。西方的对外扩张是它淋漓尽致的展现。中国近代与西方的冲突是两种相对定型文化间变态的对话方式。
新航线的开辟，地理大发现的完成，都是在一种向外的天性冲动下上演。以后资本主义方式发展完善过程中掠夺海外殖民地也都来自同一个心理源泉。中华帝国还在一如继往地审视内部，迷恋自我。弱国心理在自身地位得到强迫确认的前后左右了这个社会的进程。如果在地球被
海洋绝对分割的年代，封闭自恋的文化圈还能得以勉强维持的话，那么一旦这些界线开始模糊直至完全消失，世界发展的主宰权便无可置疑地被抓到适应这种趋势的文化主体手中。历史雄辩地证明，源于古希腊罗马的西方外向型文明是近现代的优胜者。
五柔性、刚强这样的界定并非绝对，一般都是在比较的前提下才能相对得出。我们的中华文化在强大时似乎不喜欢比较，不善于比较，倾向于接受结果。而在柔弱时，又过于盲目地执着畸形比较。
进入了二十一世纪，柔性文化的阴影还将继续发挥它的影响。而另一方面，西方文化传统中的积极因素也传入中国社会多年，它已经或正在参与着中华文化由深层至表层各个层位的重构和完善；辅之以政治经济的发展，国家实力的增强，适合于“刚健文化”的硬件环境也在形成。可以预见，中华文化质的飞跃必然会实现，由近代开始的中国的相对落后也将随之终结。
参考书目
①《唐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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