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相对落后原因之异说
近代中国相对落后原因之异说
——比较中西文化定型期特质及其历史发展
一直以来，对于近代中国的哀落和此后很长时间的一蹶不振同西方的相对崛起、强大的鲜明对比有颇多思索，但终究因为学识过于浅薄而未有结果。不过在这一过程中，初步感到文化因素在历史进程中的巨大作用，本文试从中西文化定型期——完成了整合之后的源头时期的文化特质着手，作一初浅探究。我个人将这两个时期分别定为宋代和古希腊、罗马时期。
宋代中国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接受的文化大多为“非刚健”的文化理论。我在这里将它们不严格地称为柔性文化理论：其原初构建者或为没落阶级的文人，或为软弱王朝的士子。（汉唐两代开放兼容的宏大气象随着王朝的灭亡也消失在历史中了）前者如中华正统文化儒学的始祖孔丘，他一生总在回望逝去的“三代”，对于生活于其中的现实多悲观念，对它的文化开始筑造一种稳固的“排斥心态”。中华文化另一主要支柱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庄子更是对现实文化极力诟病，抵制抗拒。后者就是宋文化主流——理学的创造者们，他们的生活年代是积贫积弱的两宋，正是他们全面继承了原文化时期的思想内涵：柔性特质和固守定势。
宋代是中华文化精神的定型时期，这是近年来在学术界得到大部分学者肯定的观点。宋文化的基本性格是内敛、内视。“最能体现宋代文学思想发展的自立创新意识的，还是宋代作家自我树立的内在超越精神”。“这使作家的创造视野由外部客观世界的自然和社会转向主体内心的精神世界。”⑴
一方面，由于有外族入侵威胁的长期存在，这一内敛表现为以自我为本位的对外来文化的理性抗拒，另一方面，过分内视造成了自我陶醉和盲目自大，以虚构的自我圆满在心理上将对蛮族入侵的恐惧转化为文化上的非理性蔑视和排斥。宋理学家虽在实际上暗窃佛老，但在表面上仍对其大批特批，摆出势不两立之势，正反映了这种心态。
一个时代的文化能在后世另一个时代被继承应该是由于两者存在着内在契合的“密码”，这种密码是传统观点涉及的经济、政治环境以及与之紧密联系的社会文化心理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其中社会文化心理尤为直接。而反过来，一旦这种文化被接受，它将作为影响相应时代政治、军事、社会面貌的强大隐性力量存在。宋、晚清至近代的历史现实深刻地证实了这一点。前面说过了，宋代文化是中华文化整合意义上的原文化，在它之前还有更具原型意义的基础，即初期儒家文化。
宋代为什么没有承继时间上相对接近的汉唐文化特质（这里偏重于文化心理，适用于本文全篇），而偏偏远承了上古？显然很大程度上缘于两个时代的社会现实。两宋先后处于辽、金等少数民族的强大军事威胁之下，国力贫弱，体现了鲜明的柔性特征和守势状态。进而，它造就出相应的士人心理和普遍社会心理——非刚健时期的模态。“政治的保守、军事的无力，使整个封建集团再也没有唐人那种建功立业的宏伟气魄，没有……豪迈气概。时代精神趋于向内收敛而不是向外扩张，士人心理喜于沉微澄静而不是广阔飞动。”⑵（《宋代文学思想史》，第17－18页。）我们不难发现问题的答案了。宋代的文化“密码”是与上古而非汉唐相合的。更深层次地，文化并非物质（指非本体意义上的物质），可以被彻底消灭，更多时候它在被取代之后，以暗流的形式向下传承。因此，如果说源于上古时期的那一种原型文化心理特质和结构在汉唐两代完全消失，是不能成立的。它只是相对隐性地存在罢了。同时，我们不否认汉唐文明是不同于孔庄和宋代的另一种文化传统，它代表了它们的反面——刚健的文化。罗香林引韦尔斯世界文化史《中国的隋唐时代》一章说：“在第七、第八、第九世纪，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定、最文明的国家。”由此，唐代社会各个方面都洋溢着一种开放的广阔气象，它吸纳外来文明，传播自己的文明，完全是一种刚健的形态。大唐文化有着世界性的地位和影响。仅以唐代法律为例：“推行于中国以外的各国，东起倭国，北至铁勒，西到广义的西域各国，范围的广，是空前的。”⑷（罗香林《唐代文化史研究》，上海书店，1992年，第7页。）唐代与东亚、西亚各国交往的空前盛况各种史书中记载得十分详尽丰富，本文不再赘述。粗看起来，这一时期的中华文化似乎是充分外向甚至具备文化侵略性的，但事实不是如此。唐代，以及汉代，虽说处于当时世界文化的中心，构造了中华文化圈，然而这种构造和文化的传播并非强迫、甚至不是主动的，它更偏向于无意识。汉王朝对匈奴的屡次作战缘起于解决边境威胁的需要。它的外求的前提是对方的挑衅。它仍是植根于被动应战的文化土壤。唐代文化对日朝影响极大。它的传递起源于日朝主动的“要求”，它们主动派遣留学生，主动搬用唐律法、制度、生活模式，甚至文字。大唐同样是被动的。区别于宋代的是，它处于暗流地位，而非主流文化现象。
于是，从上古一直到宋，延伸着一条普泛意义上的柔性心理之线。文化的连贯性得到了体现。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历史上的华夏与外族间的“征服”与“反征服”虽然历经多次，但就其文化实质来看，无非是汉文明对外来文化的吸纳以及自我的完善和完成。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的发展连续性”⑷。（刘家和主编《世界上古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80页。）由此，作为它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人，尤其是汉民族心理的稳定性以及一贯的自我评价的高标也就不难解释了。文化上的外求似乎失去了可能性和必要性。反观希腊、罗马文明，征服与反片服则获得了真实的定义。“从公元2世纪末起，游牧民族纷纷入侵罗马帝国，与之相应的古罗马文化圈显得脆弱不堪。”在蛮族武力征服的同时，基督文明——一种异于古希腊、罗马的文化逐步将整个欧洲西部地区包括不列颠和西班牙都归入了它的精神统治。”⑸计秋枫《略论近代欧洲国际体系的建立与演变》。伴随着政治上的更替，文化也出现了毁灭和代替。“罗马又为日耳曼所征服”，“文明在失去政治上的独立以后，也发生了文化传统的中断”。⑹（计秋枫《略论近代欧洲国际体系的建立与演变》，引自《江苏社会科学》1995年第13页。）中世纪的黑暗铺天盖地垄断了几百年。这种动荡的历史无法带来稳定，它催发的是缅怀、复兴和创新。从而以后文艺复兴和启豪运动在颠覆本身桎梏的过程中，也积极地外求。如法国启蒙时期对中国理学的借鉴。“反宗教反专制的最大权威如服尔德（按：伏尔泰），都是深受中国理学启发的。”⑺（《唐代文化史研究》。）柔性文化密码在元明由于国力相对强大再次隐没了数百年，至清末，突遇滋生的温床，就如洪水一般汜溢开来了。晚清的中国走到了封建社会的尽头，在整个世界体系中，无疑已被定位在绝对的弱国行列中，成为理所当然的侵略瓜分对象。西方列强有如恶狼扑食，狂拥而至。中华文化的承载者又一次成为弱者，陷于守势。埋藏了许久的心理结构又有了用武之地。一方面，人们自欺欺人，拼命鼓吹中华文化的优势，愚昧地沉醉其中；另一方面蔑视仇视外来的西洋文化，嗤为“惟小技耳”，形成鸦片战争前后全力抵抗西洋文化的社会主流格局。直至后来出现主张学习西方的一批堪称精英的知识分子，还是咬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表面上似乎将本位文化开了个口子，吸纳外族文化来补缺，究其实质，不难见出是要在更深的核心处建立更为巩固的自我包围圈，以彻底拒绝外族文化的渗透和参与。至于社会上一般民众，单单让他们接受些外圈文化（如具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