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号称「国粹派」的一批资产阶级革命家，一方面宣称要「排满革命」、「保华攘夷」，另一方面主张「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国粹重光」、「古学复兴」溢于言表。他们对满清
政府已然绝望，对中华文化却满怀信心。当然，他们已经不再是传统的儒家了，儒家的政治反抗因「辛亥革命」而降下了帷幕。 （四）儒家外部的反「反抗」与传统儒学的消亡 1 儒家外部的反「反抗」 儒家对西化的反抗在遭到儒家内部的「反叛」和政治反抗之后，也遭到来自儒家外部的强烈抨击，即反「反抗」。一是西学对儒学的排斥以及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对儒家的抵抗和镇压；二是中国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对儒家的猛烈开火。 西学的传入有两种途径：一是中国政府和国人对西学的主动吸收，如政府对外派遣留学生、
组织人员翻译西书，开设新式学堂，聘请外国教习，国人主动出国留学、译书，等等。二是西方传教士对西学的推介和西方教会在中国的办学等。西学对儒学有一种内在的压迫感和排斥性。未摆脱「欧洲中心论」时期，尤其如此。 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对儒家的压制主要表现为对中国「反洋教斗争」和「义和团运动」的抵抗和镇压，尤其是在「义和团运动」之后，儒家顽固派遭到毁灭性的惩罚。 自由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对儒家的猛烈开火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开始。胡适和陈独秀在其中颇有代表性。虽然二者思想异趣，然皆倾心于「全盘西化」。陈独秀主张颠覆儒学的「思想强权」，彻底改造「国民性」，胡适醉心「全盘西化」，主张「一心一意地世界化」。从此一路下来，旧儒学彻底消亡，「新儒学」也被挤到了边缘的地位。 2 传统儒学的消亡 传统儒学的消亡是儒家内部「反叛」、外部反抗和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和社会革命的产物。传统儒学的消亡是指传统儒学象征符号的消亡。标识传统儒学身份的象征符号，包括「天人合一」、「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哲学观；「君权神授」、「纲常伦理」的政治观；「重义轻利」、「重本抑末」的经济观；「华夷之辨」、「儒学独尊」的文化观，逐渐被各种西方传来的新思想侵蚀或取代。「人文主义」、「社会进化」的哲学观；「自由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治观；「工业主义」、「市场主义」的经济观；从「全盘西化」到「多元现代性」的文化观在近现代中国不断地成长着，填补和取代传统儒学原有的地位。 三 本土化与现代化：儒家的调适（一）民族危机与早期的调适 1 早期的调适 「新儒学」产生之前的儒学调适，我们称为儒学的早期调适。大体经过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两次鸦片战争之间（十九世纪40-60年代），儒学虽然有了「师夷长技」的思想，但相对「夷夏大防」思想来说，那只是「沧海一粟」。严守「夷夏大防」的儒家知识分子占绝大多数。就是主张「师夷长技」者如林则徐、魏源等，我们也不可说他们就没有了「夷夏大防」思想。因为他们所指称的「夷之长技」，仅仅是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再加上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水锯之类。 第二阶段，洋务运动期间（十九世纪60-90年代），儒学调适的进程明显加快，对西方的认识已经实现了由「夷」到「洋」或「西」的突破。不论儒家顽固派，还是开明派，都不得不从不同的角度试图去观察和理解「西方」、「洋人」和「西学」了。顽固派在不断地、甚至急剧地发生分化，同样洋务派也在不断地分化着。顽固派蜕变为洋务派，而洋务派又向维新派蜕变，维新派甚至在向革命派蜕变。正视西学，实现西化，在不同的层次上化为他们的政治行动。日趋主流的洋务派在与西方正式交涉，引进西方技术，开办现代工业，创办新式学堂，编练新式
军队，派遣留学生，翻译西方书报等各个方面，都开始了现代化进程，除政治方面触动不大以外，其它方面的变革是深刻的。相对于中国这样的东亚文化内核型大国而言，转型的难度是极其大的6，洋务派的贡献不可埋没。虽然洋务派抱着「中体西用」的态度来实行儒学的调适的，但这种调适的实际效果确是社会的深刻变化，为维新派和革命派的登台，准备了极好的条件。 第三阶段，从维新运动到五四运动（十九世纪90年代-二十世纪初），儒学的调适出现转型，开始了以「西学」诠释「中学」的新时期。康有为、梁启超、刘师培、孙诒让、章太炎、甚至孙中山等，都在试图用「西学」来重释「儒学」，国人往往称其为「比附」，严格说来，「比附」说是不确切的。「诠释」说更为可取。他们的「诠释」趣旨在于以民族主义为底蕴去吸纳西学，或者说，他们是把异己的「西学」置于可认同的「中学」范畴，以减轻「中学」对「西学」的「排异反应」。这时中国还没有经过五四洗礼，各种西学思潮涌入中国，纷繁叠出，国粹文化处于显要地位，无政府主义业已冒头，马克思主义也开始播入中国。各种西学思潮纷陈己见，从不同的角度参与了对「中学」的诠释，以西学诠释推动的「国粹重光」、「古学复兴」运动，被国粹派宣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 2 早期调适的特点 早期调适的特点大体说来有：第一，对西学的认识既不全面、深刻，也不冷静、客观，尚未认同西学，对西学有严重的排斥和排异。第二，儒学的现代化过程就是儒学与西学的调适过程，调适的进程是愈来愈呈现加速的趋势。第三，儒学与西学的调适过程是一个不断地由儒学外缘向其内核深入的过程，第四，「中体西用」是儒学调适的基本方式、基本指针和基本纲领。 （二）「现代化共识」的形成与儒家的调适 1 「现代化共识」的初步形成与儒家的调适 儒学的「现代化共识」初步形成于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前后对儒学的大破坏、大解构，促使知识分子激情高昂地
宣传西学，主体是「民主」与「科学」，社会主义（后来是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是两大主要思潮，自由主义此时还是主流。陈独秀和胡适是其中的旗手。虽然「现代化」作为一个新词还要到三十年代使用，但儒学的「现代化共识」（我们指称的「现代化共识」是指儒学已经放弃了对西化和西学的全盘反抗，对西学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亲和和认同，决定在中国本位的基础上去吸纳西学，承认西方的优点和长处，但要求西学适应中国的特殊国情，这就相当于提出了要「现代化」但不要「西方化」的思想）已经基本形成。（不过，在三十年代，系统的、有影响的现代化理论尚未形成，「现代化」还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梁漱溟的儒家现代化理论和实践影响有限，而且实际针对的乡村改造，不是一个全面的现代化理论）原因是，经过五四的洗礼，传统儒学业已完全丧失了号召力，西化思潮已经广泛地播入知识分子之中，「新儒学」的建设者只好借助于「西学的本土化」来号召人心，从20年代到30年代，经过几次大的论战（包括20年代的东西方文化论战，30年代的中国现代化道路论战，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论战，从20年代直到40年代的工业化与农业化论战），儒学的「现代化共识」得到进一步的淘洗，儒学得以抗衡西化的武器就是「中国本位」或「本土化」。对西学的「物质」武器，儒学已经基本上放弃了抵抗，对西学的「精神」武器，儒学还在顽强地抵抗着。但随着「新儒学」建设的推进，「西学」与「中学」的「精神」资源也在走向融合。最终呈现「和合会通」和「创造性转化」的新面孔。 五四以来的儒家调适新时期大致可分成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从1919年到1927年，是儒学的解体时期。儒学遭到全面批判，旧儒学走向消亡，儒学发生重大蜕变，「新儒学」开始萌芽和成长，儒学的解体派（「破坏主义者」）和重构派（「建设主义者」）同时登台，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儒学的主要解体派，「新儒家」和文化民族主义者是儒学的主要重构派。儒学破坏与儒学建设交相辉映，形成学术争荣之局。由于先进的知识分子力主先破后立，因而儒学破坏派占据主流。他们积极输入儒家稀缺的自由、民主与科学资源，高扬着思想启蒙的精神。但他们对传统全盘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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