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与现代化：反抗与调适

的新儒学开始了它漫长的重建过程。杜维明认为，袁世凯、张勋之流的儒学「复兴运动」只是对儒学的「内部腐化」，谈不上对儒学的任何积极意义，反而进一步「污染」了儒学的「象征符号」，致儒学于「万劫不复之地」。儒学的「反抗」遭到了「民主与科学」以及「全盘西化」的迎头痛击。儒学被彻底地「破坏」和「解体」。儒学的正面「反抗」终于全面衰歇。恰恰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这股「全盘西化」的激进文化思潮汹涌澎湃之际，却有着「儒学救西」思潮的异响，辜鸿铭、梁启超、梁漱溟就是其中的主要代表。而其中又以特别精通西学又偏执中国文化、拖着长辫子的辜鸿铭最为引人注目。辜鸿铭一生的主要著作多用外文写成或通过外文保存下来。他最有影响、也最能够反映他思想风貌的著作是《春秋大义》（又名《中国人的精神》），1915年北京每日新闻社首版，1922年北京商务印书馆重版。辜鸿铭的中国发展观不包括社会改造，不包括物质建设，不包括科学的进步与发展，而仅对既有文化怀眷恋之情，行绝对保护，实乃滑入「文化保守主义」狭隘轨道。正因为此，他对中国落后的农业文化，不置一词，对在中国实现物质生产现代化与文化的现代化不那么感兴趣，相反倒认为西方为科学所误，为商业所误。他在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原因时，片面地将大战原因归结为西方的商业。他说：商业精神笼罩世界各地，尤以英美为最，它构成当今世界的大敌。他认为，今日世界最大的敌人是体现在人们身上的商业主义精神，而不是普鲁士的军国主义。这种「由自私而形成的商业精神」造成了强权崇拜和军国主义，最终引发世界大战。他对当代西方文明有责备之意，对中国文明备具有爱心，以至「爱屋及乌」，对其中的糟粕也爱顾不弃，对中国文化明显的偏袒与护短是他的中国文化观的一大特色。　　第五阶段，「五四」以后，尤其是在30-40年代以及80-90年代，「新儒学」开始了对西化和西学的「创造性响应」时期。「新儒学」对西化的反抗不再正面相碰，而是迂回包围，他们反对的是「全盘西化」，而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西化；反对的是照搬照抄的西化，而不是有创造性建设的西化；他们更不反对西学，甚至精通西学，反对的只是对西学的肤见和盲从。「新儒家」和同情「新儒家」的往往是那些学贯中西的人，如冯友兰、陈寅恪等，还有70-80年代以来的大批海外华人学者。他们立足于深厚的中国本土资源和特殊的中国语境，对西学做「为我所用」的吸纳，开始了对被彻底地「破坏」和「解体」的传统儒学做艰难的「接续」和重建工作。从传存民族文化和提升民族精神的角度来看，这种「接续」和重建是极其必要的。儒学与现代化的调适是个长期的过程。儒学调适的实现既有赖于我国现代化的成功，也可能会对我国现代化的本土特色做出自己的贡献。 　　儒家对西化的反抗主要与民族主义和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形成关联着，其反抗有充分的正义性，由于西化与现代化纠缠不清，更何况当时的西方现代化也还在探索之中，现代化还没有表现出多样化的模式，西方殖民主义并没有以良性的现代化面孔出现，而是一味地恃强凌弱。因此，反对西化的后果引来的是连带现代化也一起予以反对。不过，当儒家对西化的反抗造成的社会效果并不是中国的富强独立，反而引来空前的民族危机的时候，这种悲壮的反抗就被救国浪潮席卷而去，儒学与西学的调适成了儒学惟一的选择，而对西学认识的不断深化的结果是，现代化与西化被国人逐步地分离开来了。二十世纪30年代关于是「本位现代化」、还是「全盘西化」（或胡适修正后的「充分世界化」）的大论争，就是国人试图分离西化与现代化的一个尝试，也是理性地探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始。 （二）儒家对现代化的反抗 　　实现现代化乃是全世界落后民族，包括中国，走向近代过程中本应直面对待的最大的时代课题。儒家毕竟诞生在典型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农业中国，因此它的理论体系浸透了农业主义思想，以农业主义的眼光来看西方挟坚船利炮而来的工业主义，自然有点格格不入，更何况中国对西方的大门是紧闭着的，对西方的发展并不了解，当初的抵触情绪在所难免。一部中国近代史（1840-1949），儒家对工业现代化的抵制和反抗从未真正停止过，不过在五四以后的反抗愈来愈力不从心而已。从20年代到40年代的要不要工业化的大论战是为足证。　　儒家对现代化的反抗主要表现在经济层面的反对工业化、政治层面的反对民主化、文化层面的反对向西方学习。　　儒家对工业化的反抗是最先被突破的，那是在「师夷长技」和「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时期，当然，国人要形成对工业化的共识，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虽然「五四」对儒家全盘否定，对民主与科学极力弘扬，对西方的物质文明也都向往，但国人对西方物质文明的弊端不是没有顾虑的。从十九世纪20年代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中国还在要不要工业化的论争旋涡中打转。新中国建立以后，这种共识才最终形成。 　　对政治民主化的突破是在维新运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更是把「民主」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民主共识」经过「五四」的洗礼已然形成。似乎民主的实践转眼可期，但民主却离我们非常遥远。其实是「民主共识」虽然在知识分子中形成，对民主的立即推行却并不抱有同样的共识。对民主的精神和实质也并不完全理解，毕竟我们的民主文化异常缺乏，我们的生存环境也异常恶劣。现代化所需要的急行军和强行军也于民主有碍。民主化还是我们一个预期的目标，也是一段艰难的过程。　　文化层面的向西方学习是与技术现代化和工业现代化的突破同时的，但文化由外缘向内核的突破却与对民主化的突破一样是个长期的过程。我们对于向西方文化学习长期以来有不少不可接触的禁区。就是在纯学术的层面上也是如此。「中体西用」的思维至今还在一定程度上萦绕着我们的学习和思维。 （三）儒家内部的「反叛」及其政治反抗 1 儒家内部的「反叛」　　中国儒家思想历来有一种经世传统，当时代发生了变化的时候，儒家思想也随之发生一定的适应性变化。而面临着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的「千年变局」，儒家思想内部也酝酿着由缓慢到急剧的变化。 　　鸦片战争以前，儒学内部相互攻讦，汉学琐碎，宋学空疏。有识之士都不满意。鸦片战争以来，主张「内期立身，外期辅世」、「守道救时」5的程朱理学有所「复兴」，代表如唐鉴、曾国藩等；继之而兴的是主张「更法」、「变古」、「改制」的今文经学，如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最后「复兴」的是力主「以尊孔振儒为名，以保华攘夷为实」（孙诒让）、「以国粹激励种姓」（章太炎）、呼唤中国式的「文艺复兴运动」──「古学复兴」（刘师培）的古文经学。中国近代史上的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恰恰与儒学三派的蜕变有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正是儒学现代化的结果，是儒学内部在「西学」和民族危机的双重作用下的「反叛」和「裂变」。此后的「新儒学」已经对「现代化」达成了某种「共识」：要「现代化」，但不要「西化」。这与「五四」运动对儒学的全盘否定和彻底批判不无关系。「五四」运动对儒学的大扫荡，使得全国知识分子群趋「西学」，「西学」即「新学」，而不加审查。「新儒学」对西学的态度是宽容和严峻并存。「西学」的本土化是「新儒学」的最高宗旨。「新儒学」的登台是儒学内部「反叛」、「裂变」和「回归」的产物。 2 儒家的政治反抗 　　面对民族危亡，富有经世传统、积极入世的儒家开始了它的「救世攘夷」历程，不仅在文化上进行反抗与调适，而且进行了一连串的政治反抗，以期把中国引上「自强」、「求富」的发展轨道。　　先有号称「同光新政」的「洋务运动」，这是对儒家顽固派完全地、不加区别地抵制西化的反抗，也是对两次鸦片战争后殖民主义对中国从沿海到内地的全面侵略的反抗。接着又有史称「百日维新」的「戊戌变法」，这是对儒家洋务派仅仅满足于学习西方工业技术而不了解西方的真正富强之源的反抗，同时是对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妄图瓜分中国的反抗。再下来有「辛亥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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