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信仰而绝望，为爱而痛苦

恐惧包围着，他对自己的软弱供认不讳，然而，无论在他的作品中，还是在他的信柬里，我们里外翻寻都找不到一个疲惫、胆怯、不坚定的字眼，在最小的表述背后屹立着一个人。”  “我在他身上发现了一个人，我熟悉他这个我们世界上最柔弱、精神最为充溢的人。” 这也是悲悯。不难想象，一旦我们在审美活动中作到了这一切，我们也就最终战胜了苦难，最终“走出”了那个根本无从逃出的铁屋子（须知，只要能进去，就肯定可以走出）。 
也因此，为了走出“奥斯维辛”，我们必须进入审美活动，必须去写诗。因为——奥斯维辛之后不写诗是野蛮的！ 

            四 
人性的自觉、审美的自觉必然导致美学的自觉。而这，就正是生命美学的诞生。舍斯托夫在剖析悲剧哲学的诞生时曾指出：“只有当事实说明唯心主义承受不住现实的压力的时候，只有当人的命运的意志和实际生活面对面发生冲突，突然恐惧地看到一切美妙的先验论都是虚伪的时候，只有在这个时候，人们才会第一次产生极大的怀疑。这一怀疑一下子就摧毁了旧的虚幻的看来很牢固的墙。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及一切过去的天使和那些使得人的无辜的心灵免于怀疑主义和悲观主义侵蚀的圣人，他们的善、人性和思想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人面对自己最可怕的敌人第一次在生活中感到可怕的孤独，因此人无论如何不能保持一颗纯洁和火热的心。这就开始了悲剧哲学。 生命美学的诞生也是如此。 
我们知道，人性的自觉、审美的自觉，就是审美活动不再与理性活动为伍，而是与生命活动密切相关。生命活动只有通过审美活动才能够得到显现、敞开，审美活动也只有作为生命活动的对应才有意义。换言之，生命的困惑只有在个体出现之后成为问题，理性显然无法解决这一问题，能够解决这一问题的只有审美活动，因为只有审美活动与人的生命活动直接相连。生命是“断片”（席勒）、“痛苦”（叔本华）、“颓废”（尼采）、“焦虑”（弗洛伊德）、“烦”（海德格尔）……而归宿却是“游戏” （席勒）、“静观” （叔本华）、“沉醉” （尼采）、“升华” （弗洛伊德）、“回忆” （海德格尔）…… “歌即生存”（荷尔德林）。那么美学不是生命美学又是什么？而科学已经为“我们的世界”立法，已经说明了这个世界，美学难道不应该为“我的世界”立法，去说明这个世界？由此美学找到了比康德的问题更为重大的美学问题。真正的美学家应该马上行动起来，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和立场，不再为那些无谓的问题而耗尽生命，而回到那些根本的问题上来，为爱、绝望、匮乏、拯救、悲悯……这些永恒的问题贡献出自己的哪怕并不成熟的思索。 
必须强调，美学的为“我的世界”立法，必然导致美学的远离主体与客体分裂的主客关系的世界，进入使主客关系成为可能的超主客关系的世界。这使得它把目光从“相同”转向了“相通”。当然，美学的问题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浅薄，而是变得更为深刻了。卡夫卡《审判》的著名开头声称：“准是有人诬陷了约瑟夫·K，因为在一个晴朗的早晨，他无缘无故地被捕了。”谁是这个“谁”？谁都有可能，谁都是这个“谁”，但是事实上这个“谁”不是具体的人，而就是这个世界。美学所面对的对象也是如此，它与“本质”脱钩，并不意味着同时也与世界、他者脱钩。它确实并非“本质”的表现（因此传统的思路确实此路不通），但是却转而成为“不在场”的显现。换言之，任何一个事物都与万物有着或远或近、或直接或间接、或有形或无形的关系。它们构成了一个系统之网（而不是一个实体），彼此交织、纠缠，其缘由堪称无穷无尽，一切都是无根之根、无底之底，恰似里尔克所说的“最宽广之域”，但是在审美活动中却被敞开、照亮、澄明。 
        生命美学恰恰就由此开始。 
        例如，中国美学传统之所以区别于西方美学传统，关键就在于后者从主客关系出发去研究美学，而前者却从超主客关系出发去研究美学，这已经是公认的事实。而从西方美学的历程来看，最初，因为深受基督教关于自由问题的反省的启迪，康德率先将自由问题升华为哲学问题、美学问题（这使人想起中国后期美学对于禅宗关于自由问题的反省的升华），并且加以深入思考，从而使得西方思想中源远流长的“有”出人意外地转向了“无”。于是，“主观的普遍必然性”这一真正的美学问题，也就应运诞生。这无疑是西方美学传统的一次真正的转折（所以黑格尔说：康德说出了关于美的第一句合理的话）。在此基础上，叔本华提出的“表象”、胡塞尔提出的“现象”，则开始从透过现象看本质转向了在现象之中看本质、现象就是本质。本质而又可以被直观，这，就是胡塞尔所要竭力说明的美学难题（在现象学出现之后，应该说西方美学才走上了一条康庄大道）。当然，这也是他的失误所在。事实上，二元对立只是在认识论中存在，在本体论中它根本就不存在。意识到这一点，正是海德格尔的历史贡献。于是，西方现、当代美学开始尝试从超主客关系出发去提出、把握所有的美学问题。 这，正是生命美学在西方的诞生。 
        而不论是西方的生命美学，还是西方的生命美学，从超主客关系的角度出发去思考美学问题，从超主客关系出发去提出、把握所有的美学问题，则是其中的一致之处。在它看来，只有超主客关系中的美学问题才是真正的美学问题（它们不再是知识论的而是存在论的）。在超主客关系中，本质并不存在（因此也无须加以直观），存在的只是现象，或者，只是互相联系、彼此补充的现象。当然，现象世界也有待超越，不过，这超越并非超越到现象世界背后的永恒不变的本体世界，而是从在场的现象世界超越到不在场的现象世界。因此，现象世界根本就无处（本质）立足——德里达称之为“无底的深渊”、中国的庄子称之为“无故而然”、中国的禅宗称之为“桶底脱”，而只能绵延于无穷无尽（不同的系统质）之中。因此，越是深刻、丰富地显现了无穷意味（系统质），就越是美的。也正是因此，追求真理就转而成为追求道理，符合论也就转而成为显现论。因为只有在显现的道理中才有美可言，而且意味无穷。换言之，任何一个对象都又是现象世界的普遍联系之网中的一个网结、一个交点（不妨联想中国美学中那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空”）。所谓审美活动，无非就是通过超主客关系中的体验把其中的无穷意味显现出来而已（所以中国美学才如此强调所谓宇宙意识）。与此相关，既然审美活动只是超主客关系中的体验，那么它就不再归属于认识活动（不再受任何限制），而被归属于最为自由、最为根本的生命活动；同样，既然从主客关系转向超主客关系，自由也就不再是人的一种属性，而就是人之为人本身。正是自由才使人成之为人，也正是自由才显现出系统质意义上的生命、意味无穷的生命，显现出美。 
    进而言之，生命美学强调的是超主客关系中所形成的自由的超越性。在生命美学看来，这自由不再是什么对于必然性的把握，而只能是对于必然性的超越（生命的自由表现）。也因此，生命美学把人生的意义规定为自由，然后进而把自由的内涵规定为选择。这自由的选择意味着：从无限而不是从有限、从超越而不是从必然、从未来而不是从过去的角度来规定人、阐释人。它在一般、普遍、统一、本质、整体之外，为人之为人敞开无数扇自由之门、打通无数条自由之路（展现出无限的可能性）。它不再指向一个已知的单一未来，而是指向多元的开放、无穷的瞬间超越（每个瞬间都是独一无二的，而且无法重复）。也因此，人之为人，就永远不是什么抽象之物，也永远不是“什么”，而是要成为“什么”，永远不是其所是，而是是其所不是。而且，既然不再有任何的永恒之物，那么，那个作为历史上的唯一一人、空间上的唯一一点、时间上的唯一一瞬而又作为现象世界的普遍联系之网中的一个网结、一个交点的自我，就成为唯一真实的存在。不难看出，从最为根本的意义上说，这自我的自由的选择，无疑就是审美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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