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信仰而绝望，为爱而痛苦

着虚假的光明，粉饰着虚幻的太平，苦难与之擦肩而过，反省更形同虚设。中国的所谓的“乘兴而来，兴尽而返”，西方所谓的“玫瑰筵席”，庶几似之。为阿多诺所深恶痛绝的审美活动的“软弱”、“伴奏”、“旁观”、“冷漠”以及因此而导致的“虚伪”、“野蛮”，就正是缘此而生。因为，犹如西方人在喝了“忘川之水”后才能上“天堂”， 审美活动只是在与苦难保持距离的基础上才能够愉悦释怀，也犹如中国人总是在为无法远离“形役”而“惆怅而独悲”，审美活动从来不将人类的苦难化为自己的痛苦而泣血吟唱。现实生活中所面临的“是与不是”和“确实如此”，在审美活动中却被转化为“该与不该”和“应该如此”。这样，在审美活动中固然也会绽露光明，但是这所谓的光明，其实还是黑暗，甚至是比黑暗更黑暗的黑暗，或者，在这光明的背后，隐藏了更为巨大的黑暗。因此，当“奥斯维辛”一旦暴露其“野蛮”的一面，审美活动立刻就手足无措。不但事先对于这样惨烈的人间悲剧从未察觉——事实上根本就无法察觉，更无从对之加以揭露。“奥斯维辛”，就是这样书写着审美活动的耻辱。披着光明外衣的黑暗常常比赤裸裸的黑暗更加可怕，在审美活动身上，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一幕！ 
        与人之为人和审美之为审美相同，美学之为美学，也曾经是个美丽的神话。出于对于作为理性活动附庸的审美活动辩护的需要，美学家纷纷以走出"洞穴"世界(现象世界〉“进入纯粹光明的人”自居，追求无黑暗的光明世界(理念世界〉，经历“向日式”的精神炼狱，也甘为可见世界中的创造光和光源者。他们把世界统一于抽象的知识，固执一种纯粹的知识论立场，形而上学地思、形而上学地言、形而上学地在。与此相应，美学信奉的是“光明”隐喻（知识论）、“镜子”隐喻（符合论）、“信使神”隐喻（证明体系）。换言之，美学成为在真理中展开自己的知识型的美学，真理的展开方式是证明，证明的单位则是命题。它处处以知道得更多作为快乐之源，因而事实上只是“被赋予了思想的石头”， 海德格尔的批评很深刻:一片森林,只有借助空隙,阳光才可能能照得进来。空隙是光明得以进入的前提，也是真正的澄明之境。现在却放逐了黑暗，结果，真正的问题化为乌有，思想成为游戏（因为必须按照思想的法则去思想，所以思想就成为思想的对应物）。 
毋庸多言，知识型的美学实在是一种方向性的错误，在美学研究中需要“美学地”加以追求的知识毕竟十分有限，一味这样去做，难免很快就会接近思想的限度，最终，美学难免成为喋喋不休的呓语，美学家也难免成为“靠舌头过活的人”（阿里斯多芬）、“精神食粮贩子”（柏拉图）。更为严重的是，生命维度被遮蔽，生命向度被取消，知识向度则大大凸显而出。一切都围绕着“美（审美）是Ｘ”这样一道填空题，一切都围绕着推出一种普遍有效并且可以一劳永逸的理论体系，一切都围绕着知识至上、知识增长，因而，逻辑推理被作为理论形态的网络，从内涵上加以把握的概念、范畴被作为理论形态的网结，在纷纭复杂的审美活动现象中探求本质、规律，则成为目的。这样，就必然固执地坚持从抽象、一般、普遍、知识、真理、理性、本质入手，从主客关系的角度出发提出、把握、思考所有的美学问题，例如，把美学问题归结为美的本质是什么与人是否能够以及如何认识美的本质。然而，实际上在这当中并没有什么真正的美学问题。因为，由此出发，其根本追求必然是：透过现象看本质。这样，就只能导致对于绝对真理以及与之相应的符合论的追求，美学之为美学，就无非是对于审美活动如何成为关于事物的共同本质的准知识（在中国，这叫做形象思维）这一根本就莫须有的问题的考察。而且，由于在主客关系中一切都总是彼此外在、相互限制，因此最终也无法达到自由（最多只能达到那种被曲解了的作为人之为人的一种属性的自由，或者那种把握必然的自由），也更没有什么美可言。长期以来在美学中没有一个真正的问题得到过真正的解决——这些问题不是悬而未绝就是变得无效， 而那些根本不存在的问题却被煞有介事地津津乐道，道理就在这里。 
        苏格拉底在同希庇阿斯谈美时就曾感叹说：“我头脑弄昏了” ；费尔巴哈在黑格尔的学说面前更感叹云：他已经在“战栗”和“发抖”！ 而我则要说：这不是真正的思想，而只是在概念里套来套去的知识魔方。“奥斯维辛”更使我们意识到：在美学当中人性已经被谋害，生命已经被失落。因此，在美学中发生的不是什么“美学的危机”，所谓 “美学的危机”在美学史中经常出现，而是“美学危机”，它意味着美学自身的可能性是非常可疑的。对眼泪、苦难、绝望、不幸、死亡漠然视之，对与人类毫不相关的规律、法则却忧心如焚，美学是否在结束一种神话的同时也变成了一种神话？显然，继续以这一方式去思想已经无法面对我们在“奥斯维辛”之后所遭遇的世界命运，在“奥斯维辛”之后美学是野蛮的。 
        海德格尔说：“有待去思的东西实在是太重大了”，确实如此！ 
                                 二 
“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事实上还蕴涵着另外一层含义，这就是：它不但是过去了的美学千年的绝望的判词，而且是即将来临的美学新千年的启示录。因为“奥斯维辛”不仅仅意味着罪恶，而且意味着契机：人性自觉、审美自觉的契机，美学自觉的契机。 
犹如中国的人性自觉的历史应该从“文革”以后开始，西方的人性自觉的历史应该从奥斯维辛开始。正是奥斯维辛，使得人类在被抽象、普遍、绝对、必然的、确定、本质主宰了千年之后，开始普遍地意识到：这一切都是虚假的。人不是钢琴键，因此也不可能是我思故我在——不但不是，而且是我思故我少在。此时，就像托尔斯泰笔下的卡列宁在崩溃之后所经历的感觉：“如今他经历到的感觉，就好象一个人横过悬崖上面的桥梁之际，突然发现桥断了，而底下就是深谷。那个深谷便是生活本身。”人性的面纱被完全揭开之后，“底下”的“深谷”也无情地呈现出来，这就是：我在故我思！这或许可以称之为：我在故我思？ 
生命总是以个体的形式存在，自我的诞生，不亚于宇宙在大爆炸中的诞生。自我的诞生就是世界的诞生。一个新的自我的诞生，就是一个新的世界的诞生。对于世界而言，我无足轻重，对于我而言，我却就是一切。陀思托耶夫斯基曾经借地下室人的口说：要不世界完蛋，要不我没茶喝？我说，世界完蛋吧，而我要永远有茶喝。而在俄国废除农奴制后，整个文学界都在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陀思托耶夫斯基也没有去分享大家的欢乐，不但如此，他还干脆躲进了地下室。因为在他看来，俄罗斯的理想并不是他的理想。这一切和他没有关系。1914年4月2 日，卡夫卡的日记也只有两句：“德国向法国宣战。——下午游泳。”把个人的细节与世界、时代的大事性相互连接，说明他同样不肯为世界所左右，同样坚持以个人的理想去面对世界，坚持捍卫最最个人、最最内在的东西。也因此，存在就是存在。存在先于本质，在存在之前、之中、之后都不存在什么本质，存在先于任何抽象、普遍、绝对、必然的、确定、本质的概括。 而且，对于任何的抽象、普遍、绝对、必然的、确定、本质的概括来说，我都必须例外一次，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例外。如果不是自己为自己打开自由之门，而是被任何抽象、普遍、绝对、必然的、确定、本质的概括引入某种原来并不属于自己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就是再好也不值得一过。 
必须看到，自我的诞生，对于人类来说，并非常人所谓的“福音”。千百年来，人类都是超然于个体之外而存在的，但是几乎仅仅就在一夜之间，人类的秘密便大白于天下了，然而，随之而来的，却是高高在上的“做人”的自信被与个体俱来的痛苦、绝望、孤独、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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